根据古代典籍的记载，大约在四千年前，上古帝王尧、舜、禹通过“禅让”的方式完成了权力交接。这种以德行和声望为基础的和平传承，使得天下诸侯心悦诚服，最终促成了夏朝的建立。除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导致中原地区一度陷入长期战乱外，其余时期大体上都处于夏朝的统治与相对的安定之中。然而，这种“盛世祥和”的描述，更多来自后世文献的理想化叙事。近百年来，随着考古学的迅速发展和现代科技手段的引入，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揭示出一幅截然不同的历史画卷——在龙山文化至夏代早中期的中原大地上，曾爆发过多次血腥的战争，古史记载或许被大大美化乃至扭曲。

1928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济南历城县龙山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在那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黑陶器，这些器物工艺高超，质地细腻，成为研究远古社会的重要线索。此后，考古学者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发现了大量距今4500年至4000年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存以黑陶为主要特征，因而被统称为“龙山文化”。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大致对应于史书所记载的五帝时代。龙山文化的终结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而夏朝的建立亦在此时前后，因此二者在时间上存在直接的承接关系。从考古学脉络来看，龙山文化之后是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其中新砦文化被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的早期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新砦遗址出土了不少带有东夷文化风格的器物，这或许暗示了古籍中“后羿、寒浞代夏”以及“太康失国”的史实背景。

更为直观的证据来自对不同时期人骨的研究。考古专家通过对龙山、新砦、二里头等时期人骨的分析，发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细节。首先，在死亡年龄方面，龙山时期的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而在新砦与二里头时期，这一情况却恰好相反。龙山时期人群普遍存在牙结石与牙釉质发育不良的现象，说明营养状况并不理想，尤其女性的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占比过高。然而在生产力水平并未显著提升的情况下，为什么龙山男性寿命却明显低于女性？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频繁的战争使得大量男性死于非命。换句话说，龙山社会并不安宁，而是充斥着冲突与厮杀。

其次，从颅骨特征来看，河南龙山人群与更早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存在较强的相似性，而进入二里头时期，中原人群却表现出更多北方及西北人群的特征。这一差异无疑反映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族群融合，而这种融合很可能不是通过和平交流实现的，而是战争、征服的结果。历史上周人自称是夏人的盟友，而周人的起源地多被认为在山西或西北地区。结合二里头人骨特征来看，夏人或许本就是来自西北的势力，他们南下入侵，征服了中原龙山先民。另一种可能性是，夏朝确由龙山先民大禹所建，他们向西北扩张并俘获了大量人口，从而导致族群间的交流与融合。

除了人骨，居民的饮食结构也提供了重要信息。考古学家通过碳氮同位素与锶氧同位素的检测，揭示出当时人群的“主食谱系”。在龙山至二里头时期，河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由单一的粟黍，逐渐向多元化发展，水稻、大豆、小麦开始出现，初步形成“五谷”的格局。然而，不同地区的居民主粮仍然各有差异。例如，郾城郝家台遗址中，一些人群以稻米为主，而另一些则以粟类为主。研究者发现，这种差异源于人口的整体迁徙——遗址中甚至有一些幼儿，其童年生活地区与本地相距甚远。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叶县余庄遗址，整体以稻米为主，但其中少数女性与未成年人并非土著，而是外来人口。考古证据还显示，余庄文化与湖北石家河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存在交流，葬俗等方面均受其影响。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交通不便的上古社会，除了婚姻联姻之外，更可能是因战争、掠夺与奴隶买卖所致。尤其是当迁徙群体中包括未成年人时，战争导致的掳掠几乎可以确定。

综合来看，从龙山文化到夏代早期，中原地区并非如儒家史书所描绘的那样“太平盛世”，而是经历了频繁的冲突与征伐。上古典籍中关于圣王仁德、天下安和的叙述，大概率是一种后世儒家美化的结果。儒家并非刻意篡改历史，而是希望树立理想化的圣王典范，以此作为后世帝王的榜样。因此，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尧舜禹”形象，更多是儒家价值观下的理想圣君，而非完全真实的历史写照。

参考资料：《夏朝人种什么、吃什么、得什么病？多学科视野下研究夏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