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纵然疆域空前辽阔，军事力量也相当骁勇，却始终维持不到一个世纪的国祚。为什么一个表面看起来如此彪悍的王朝，在统治中原仅仅98年便走向瓦解？学界通常把原因归结为三条核心线索，彼此互为因果，叠加作用最终酿成大崩溃。

首先，元朝的统治精英长期拒绝与中原社会深度融合。由于治理核心多设在蒙古高原与大都、上都等要区，汉人被排除在核心官位之外，汉人子民在制度安排中处于次要甚至被边缘的位置。结果，元廷难以从中原这座文明宝库里汲取养分，也难以借助中原文明的治理传统来弥补自身草原文明的种种短板。这种制度性隔离使得中原文化与统治阶层之间没有真正的同频共振，王朝的治理智慧长期受限于蒙古贵族圈层的视角与偏好。

其次，元朝自入主中原以来，始终难以摆脱朝廷内部权臣争斗和地方军阀割据的困局。进入后期，尽管外部风暴逼近，红巾军起义震动天下，元廷的统治近乎摇摇欲坠，然而各路强臣与地方势力彼此猜忌、拉帮结派、互相清算，内耗不断，破坏了对外抗敌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内乱气氛并非短期可以化解的危机，一旦遇到外来大乱，王朝的核心权威就更难集中力量指挥与决策，导致抵御红巾军的行动往往流于瓦解与错失良机。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内部环境下，元朝君臣若要一心扑灭烽烟、平定天下，显然比登天还困难。若曾经能够实现同心协力、形成对敌的一致战线，朱元璋等红巾军的力量也许早就被压制在萌芽阶段，何谈落荒而逃、走向覆灭？但历史的现实是，内部的分裂远比外部的威胁更具毁灭性，因而王朝对外的统一行动往往因内耗而迟滞，错失反击的最佳时机。

最后，也是最具压迫性的一条现实，是元朝统治者对中原人口的极端排挤与压榨。元廷的法律制度强调中央与地方官职须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汉人多被安排在副职或边缘岗位，权力结构由少数外族掌控。全国还实行所谓“里甲制”，以每二十户为一甲，设甲长负责监督，监控与戒备成为日常。更令人触目的是，对汉人和南方百姓设下严格禁令：不得猎猎、不得习武、不得集会、不得夜行，以防他们生起不安与反叛。社会被人为分成十等等级，其中最为耻慢的儒者群体在元朝的现实地位甚至低于娼妓。儒学本应成为治理之本、正统之源，但在元朝的制度生态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无法获得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拥护与道德支撑。没有了社会精英的认同与配合，靠高压统治只能维持短暂的压制，难以凝聚人心、稳定国家。于是，当红巾军起义如野火般蔓延之时，元朝的统治根基早已因内部结构性腐败和人民的大规模不满而岌岌可危。

1351年，刘福通发起的红巾军迅速点燃了广袤天下的战火，元朝的秩序在此后逐渐失衡，局势如同被点燃的干柴一触即发。到了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自立，国号虽未改，但他马上着手北伐，迫使已无力支撑的元顺帝仓惶北遁，标志着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彻底告破，98年的统治画上句号，历史于是进入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