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津门旧书业尤为兴盛。书肆大体分布在：旧城厢内外，有宝森堂、求古堂、文林阁、宝林堂、新明书局、文运堂、养静斋、希古斋、清玉阁、培远书庄（后更名宏雅堂）等；河北大经路，有赵怡山书局、毓英书局、博古堂等；旧法租界，有文在堂、忠厚书庄、永和书局、藻玉堂等。乡贤宿儒也有投资于书业的，如前清阁丞华世奎开设宝文堂，末科状元刘春霖开设群玉山房，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罗振玉开设贻安堂。

书肆的经营模式多为自东自伙或合股经营，有的雇用几个徒弟和帮业。从业者的文化程度未必很高，却都有一定的素养。进货采取门市收购、搂货和伙购等方式。销售则多为门市出售或串行。业者凭借敏锐的嗅觉和眼力、不辞辛苦的“钻劲儿”，曾经收购、经营和保存过大量极有价值的文献典籍。业者段惠萍1933年开设校经书坊后，不断扩大交际面，善于捕捉信息，对天津藏书之家知之甚稔，竟将触角伸至晚晴大太监“小德张”的门内。他探得“小德张”那里有一批大内善本及清内阁钞本“剧本”数种，立即前往将其收购，这批珍贵的典籍后售归于北平同业魏广洲。收藏家徐世章曾经将一批普通旧书按废纸卖给了永和书局的张璞臣。张购回后，细心翻掇，竟从废纸中捡得《永乐大典》两册。他直接将其售予顾颉刚，顾又售归北京图书馆。徐世章于1959年将藏书全部捐给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又将其收藏的《永乐大典》10册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前后12册《永乐大典》终为北图所收藏。类似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买书的离不开卖书的，卖书的离不开买书的。”这是津门诸多业书者的经销理念。我与老一辈书商雷梦辰早有交往。他和他舅父孙殿起、胞兄雷梦水皆精于版本学和目录学，且有专著。作为贩书者，雷梦辰常说：“我从不把自己与读书人之间看成是一般的买卖关系，而是尽可能为他们服务。我尊重他们，他们也尊重我。”他曾向我讲过一些往事：“当年梁启超住在天津意租界时，藻玉堂书店的王子霖替他采购了一批又一批的图书，为梁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莫大(博客,微博)的便利，梁也将王视为朋友。我个人也本着这个原则与学者交往。我同南开大学图书馆老馆长冯文潜先生联系密切。数年来，我先后为南大送去七八十种版本的地方志，以及我在山东收来的清朝一位亲王写给皇帝的奏折。奏折内容涉及义和团的情况。冯文潜先生病中在家里接待我，对我深表谢意。我还曾买到一部民国年间出版的《采菲录》，当时属于禁毁之书，非常稀少。我考虑剧团是搞戏曲艺术的，他们一定需要，于是便卖给了天津京剧团。”

说到天津贩旧书这一行当不能不提及天祥市场内的天祥书肆。天祥市场建成于1922年，不久，三楼就出现了第一家书店—中西书店。以后陆续开办有大陆书局、英华书局、艺文书局、耕余书局、北洋书局、玉记书局等50余家，所售图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古籍版本、外文资料、碑帖拓本无所不包，人们称这里为“天祥书肆”。来此购书的人，上至社会名流下至莘莘学子，大都流连忘返，有时一天能达万余人。据我所知，先后去过这里的有梁启超、徐世章、华世奎、金梁、孟广慧、章一山、赵元礼、卢木斋、王襄、陈邦怀、陈少梅、刘奎龄、刘子久、周叔弢、金钺、谢国楨等。除了文人学者、教育家、收藏家、艺术家外，还有党的地下工作者王金鼎、袁明尧、李克简、李鸣安、车英等。天津解放初期，天祥书肆继续经营。我在20世纪50年代亦常去那里，结识了杨永维等书商。彼时我潜心攻研书法篆刻，所需《钟鼎款识》、《古籀拾遗》、《汉印分韵》等线装书均从杨开办的茹芗阁那里购得。杨性格直爽，待人热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据称解放后至公私合营前，这里的书店还存有30余家。后来天祥书肆的店家大多归入了天津古旧书店（后更名为古籍书店）。但不管怎么说，当年天祥书肆对天津近现代文化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清末民国时期，津门旧书业尤为兴盛。书肆大体分布在：旧城厢内外，有宝森堂、求古堂、文林阁、宝林堂、新明书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