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当刘璋听闻曹操即将西征汉中的消息时，心中顿时生出惶恐不安。在张松的强烈建议下，他决定采取非常之举，便派遣法正前往荆州，邀请刘备入蜀，希望借助外力来抵挡曹军的锋芒。

然而，法正抵达荆州后，却暗中劝说刘备将此视为夺取益州的绝佳机会。刘备虽有心动，却顾虑到自己一贯标榜的仁义之名，担心因此背负“失信天下”的骂名，因而迟迟未能下定决心。最终，在诸葛亮与庞统等人的劝说下，刘备选择亲自出兵，留下诸葛亮、关羽等镇守荆州，自己则率庞统与数万将士踏上入蜀之路。

刘备自年轻起便南征北战，但多次作战结果并不理想，用赵戬的话来说便是“每战则败，奔亡不暇。”此次入蜀，是他出道二十余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冒险。按常理推断，他必定再遭惨败。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这一次刘备仿佛脱胎换骨，仿佛被打通任督二脉，竟一路攻城略地，最终有惊无险地攻下益州。这不仅是他生涯中第一次由自己主导的大规模胜利，也为其后来称帝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刘备为何能在益州之战中一改往日颓势？要理解其中缘由，就得从他入蜀之初的选择谈起。刘备率军进入益州后，刘璋亲自前往涪城设宴款待。庞统随即建议刘备趁机袭击刘璋，以一举拿下益州。然而，刘备审慎地分析局势，察觉刘璋携三万东州精锐随行，此举显然早有防备。再加上涪城位于雒城、葭萌城和江州之间，若贸然出手而未能速胜，自己极可能陷入三面夹击、无路可逃的险境。因此，他果断拒绝了庞统的建议，表现出一名成熟统帅的冷静与克制。

此时的刘备，早已不再是曹操口中“得计少晚”的迟钝之辈，而是逐渐成长为运筹帷幄的枭雄。其实在南郡之战时，他就已显露这种变化。彼时，刘备以刘琦之名，兵不血刃拿下荆南四郡，抢在孙权之前布局，逼得孙权不得不“借”出南郡。显然，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后，刘备得以专注于军事，而不必再为后勤与政务分心。诸葛亮的辅助，恰似替刘备打通了心中阻碍，使他真正进入状态。这正是刘备在益州战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刘备充分做到了“知己知彼”。张松与法正等人早已暗中倒向刘备，不仅将益州地图奉上，还将各地防守虚实尽数告知。这让刘备始终握有主动权，能够在最恰当的时机发起突击，打刘璋一个措手不及。

第三，刘备在益州战役中展现出灵活果断的一面。他吸取了此前屡战屡败的教训，能够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史书记载，他为了保证军队忠诚与行动效率，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扣押降将与士卒的家眷，作为人质随军。这一“质子”制度，虽然与他一贯标榜的仁义之道背道而驰，但却确保了军心稳固，使大军能够迅速夺取涪城。这显示出刘备在关键时刻已不拘泥于仁义表象，而是愿意为胜利做出取舍。

综上，益州之战的胜利有三大原因：其一，诸葛亮后勤无忧，使刘备得以专注于前线；其二，内部情报支持，让刘备始终掌握主动；其三，刘备自身的成熟与灵活，能够根据形势采取多样化手段。结果便是，他在这场冒险中被彻底“激活”，不再是那个屡战屡败的流亡将，而是逐渐蜕变为能与曹操、孙权抗衡的一方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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