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年初，李鸿章率领他新组建的淮军，与英国人戈登统帅的“常胜军”一道，从东线对太平军展开猛烈攻势。李鸿章在开战之初就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策略，他主张尽可能通过招降来扩充力量，以减少正面冲突中的牺牲。他对归顺的太平军将领不仅予以礼遇，还允许他们保留部分旧部，编入淮军建制继续作战，这种方式一方面稳固了军心，另一方面也迅速增强了淮军的兵力。

清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配合发布了谕旨，明确规定凡是太平军在城池陷落前诚心投降者，不论叛乱时间长短，都可以一律接纳。投降者只需上缴军械和马匹，便可依情形或留军随营剿贼，或送回籍安插。谕旨还特别强调，不得抢夺投降者财物，若有士兵因贪财私行杀害投降者，将依军法严惩。这种政策既表现出怀柔的一面，也反映出清廷希望通过稳控人心来减少内耗。

到1863年11月，李鸿章所部的淮军一万三千余人与戈登率领的三四千“常胜军”已逼近苏州城下。此时，太平天国的纳王郜永宽等人心怀投降意图。11月28日，郜永宽派人与程学启（曾为太平军降将，现任淮军将领）以及戈登进行接洽，提出以出卖忠王李秀成与慕王谭绍光为条件换取安全。然而李秀成在11月30日离城返天京，使这一计划落空。12月2日，双方再次议和，戈登出面担保，承诺淮军接受郜永宽等八位王的投降，并保证他们的性命。12月4日，郜永宽果真下手杀死谭绍光，次日淮军随即开入苏州。

然而，进城后的淮军违背了先前的承诺，不仅将郜永宽等八人处死，还对苏州守军与民众展开残酷屠杀。尤其是凡操南京口音者，不论良莠一律杀戮。这一“苏州杀降”事件震惊中外。戈登得知后愤怒至极，持枪寻找李鸿章，甚至威胁若不惩处责任人，他就率“常胜军”反击淮军，把已经攻下的城池重新交还太平军。当时上海的报纸对此事多有报道，使李鸿章在国际舆论中受到严重指责，而作为担保人的戈登则陷入道义上的被动与羞辱。

戈登身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极重承诺与声誉。他曾对投降的太平军士兵优待有加，还因此赢得他们的忠诚，转而投身“常胜军”为他作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鸿章的行事准则更多倾向于现实主义。他关心的是如何最大化淮军的利益，对于所谓“贼寇”，他认为可以施展权谋，而无需遵守信用。在中国历史上，“杀降”并非罕见之事，因此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做法。

面对这场矛盾，清政府与英国政府都不得不出面调停。清廷首先给予戈登和“常胜军”厚赏，发放八万两白银军饷，并特意拨出一万两作为戈登个人奖励。虽然戈登拒绝了银两，但在英国政府劝说下接受了清廷颁发的纪功牌和黄马褂。其次，清政府还通过英国公使向戈登承诺：凡是有他参与的战斗，若出现投降事宜，非经他同意不得擅自处理。李鸿章本人也不得不作出姿态，声称“誓不再杀降”，并为郜永宽等人举行祭奠。更关键的是，英国政府出于帝国利益考虑，要求戈登不得因个人恩怨破坏双方合作。

在多方调解下，戈登最终与李鸿章和解，“常胜军”也在1864年初重返战场，继续协助淮军对太平军展开作战。由此可见，尽管“苏州杀降”一度引发激烈冲突，但在更深层次的利益驱动下，中英双方最终还是选择了合作。

参考文献：

魏忠：《中国古代战俘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版

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