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思想革新和古文运动的中坚

李翱（774年—841年），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县）人，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李翱是西凉王李暠之后、北魏尚书左仆射李冲的十世孙，他以此为荣，所以从来都自称“陇西李翱”，韩愈也如此称呼他，不过李翱的居地则在河南陈留（今开封市），其家族移居陈留已近百年。虽然李翱远祖显赫，但其本家则累世不显，七代之内没有高官，其祖父李楚金也仅仅做了贝州司法参军，其父姓名不详（连李翱自己都没有提及父亲名字，见其《皇祖实录》）。由此看来，李翱的出身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寒微了。

虽然李翱家世寒微，但“素业未坠”，他六岁习“词句之学”，即学习诗文，十五岁以后“有志于仁义”，转向了儒家经典。这个转向，也决定了李翱从此将走向思想之路、文章之路，对于诗歌，李翱不甚当行。这与梁肃有点像，梁肃甚至是未留下一首诗歌的文章家。贞元九年（793年），年甫及冠的李翱前往京城游学，准备进士考试。他拜谒梁肃，梁肃答应帮助李翱延邀声誉，“许翱以拂试吹嘘”，李翱也因此而闻名长安。遗憾的是，梁肃本年底去世，李翱进士考试也铩羽而还。四年后，李翱才进士及第。

这期间，李翱结识了影响其终生的人物——韩愈。当时韩愈在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幕府，他高度赏识李翱，视之为得意门生，他不仅与李翱交流思想，指点其文章，还亲自做媒，将侄女许配给李翱。李翱后来回顾道： “贞元十二，兄佐汴州。 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讲文析道，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祭吏部韩侍郎文》）体现出对韩愈亦师亦友间的尊敬和感激。两人往还二十九年，堪称一世交情。韩愈“奋 不顾流俗”，卓然一代宗师，其人格、精神和成就，必然会极大地感染和鼓舞李翱，李翱也在韩愈的指导、提携下亦步亦趋、进步飞速，俨然是韩愈副贰和忠诚的追随者。

考中进士后，李翱并未立即任官，而是与孟郊一起浙江之游。孟郊、张籍都是韩愈文学团体的骨干，李翱通过韩愈而结识孟、张，只不过李翱不擅诗歌，所以与之唱和不多。韩愈诗云： “我友二三子，宦游在西京。东野窥禹穴，李翱观涛江。萧条千万里，会合安可逢。”（《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其中的 “东野窥禹穴，李翱观涛江”，显然是指李、孟二人的浙江之游，韩愈想念这两位老伙计了，写诗寄友，略带调侃意味。

贞元十八年（802年），李翱终于走马上任了，出任秘书省校书郎。这与权德舆初仕一样，都属清选之职。此后他或者外出游幕，或者居京任朝官，或者闲居洛阳宅内，履历较为复杂。其任朝官，如元和二年（807年）迁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元和十四、五年（891年、820年）任兵部职方员外郎、吏部考功员外郎，长庆三年（823年）任吏部郎中，太和元年（827年）任谏议大夫兼知制诰，太和三年任中书舍人。

这些职位，与权德舆履历非常相近。可以肯定，朝廷是将李翱作为笔杆子来用的，最后的“知制诰”，肩负着起草诏令的关键任务。但李翱抱负大，有志于史，所以，他曾 “自负辞艺，以为合知制诰，以久未如志，郁郁不乐”（《旧唐书•李翱传》），李翱觉得自己文章出众，早该是“知制诰”了，可久久未能如愿，所以他曾一度“郁郁不乐”。而且，李翱性格“刚急，议论无所避”，这也成为影响他仕途的重要原因。正因为这样的性格，他就敢于当面指责宰相李逢吉的过失。

李翱与权德舆都盛负文名，但权德舆风流蕴藉，成为一时表率，最终官拜宰相，风光无限，成为文章中枢；而李翱则性格刚急，在中书舍人任上被贬外放，虽然其文章影响也大，思想上创获更多，但始终无法成为文章中枢和一时表率。当然，看到两位陇籍英才的联袂驰骋，还是让人怦然心动，油然而生敬意。李翱晚年曾任刑部、户部侍郎、山南东道节度使，官位算是很高了。武宗会昌年间，卒于节度使任所。

李翱是唐代古文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更是重要思想家，或者说，他首先是思想家，其次才是文章家。他以捍卫孔孟之道为己任，力图加强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所以他 “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在儒家心性理论上他尤有创见，企图建立自己的性命之学，所以，他作《复性论》，认为“性”为人之先天根本，“情”因性而生，但会扰乱“性”，所以，他提出“性善情恶”说。这是继孟子“性善”、荀子“性恶”之后的新见，是对性情认识的深化。因为“情”恶，所以他主张“灭情复性”。如何“灭情复性”呢？就要“至诚”，就要“尽性”，即通过修养自身，达到止息情欲干扰、以实现“寂然不动”的复性境界。

显然，李翱的心性论是在借鉴《中庸》、孟子、荀子等观点的基础上，吸收佛教的修养方法（李翱颇懂佛学），而形成的别具特色的个人理论。其高度重视《中庸》《孟子》，以儒统佛、援佛入儒的做法，开宋明理学之先河，具有 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在唐代思想史上，李翱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转折点。

在古文运动方面，如同梁肃、权德舆、韩愈一样，李翱首先在乎文、道关系。在他看来，文道合一、文以载道，是天经地义的事： “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显然，古文、古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所以，学古文就必须学古道，昌古道就必须昌古文。由此也可以断定，韩愈、李翱、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运动，其实核心内质是思想运动。在具体作文法则上，他主张 “创意造言，皆不相师”，即无论立意还是言词，都必须出于独创，这与韩愈 “务去陈言”“戛戛独造”之论可谓一脉相承。他还关注到文章义、意、理、气、辞五者之关系。

大概是源于李翱的“灭情”论，所以李翱的文学观念较为单薄，较为忽视文章的审美性和抒情性， 这直接导致其文章偏于理论、学术化，远不如韩愈文章感人之深。其较好的文章，也都是杂著一类，如《解惑》《命解》《知凤》以及部分碑铭等。这可能直接是由其文学认识而影响的结果。

因此，说李翱是思想家、文学思想家，才是最准确的定位，现行各种哲学史、思想史、伦理学史、文学思想史等，都必讲李翱，即可证明。而作为文章家的李翱，其文章影响却相对有限，诗歌尤非其所长。总体来看，作为韩愈副贰，李翱辅佐韩愈推进了中唐思想革新和古文运动，其历史功绩足以彪炳千秋，亦足为陇右之光。

李翱不善诗，兹仅录一首，以备参考。

《赠药山高僧惟俨》

练得身形如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

我来问道无馀说，云在青霄水在瓶。

来源：黄河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