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粮食作为最根本的生活资料，不仅关乎百姓的温饱，更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盛衰。粮食作物的更替与发展，一直是学界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汉唐时期是我国传统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也是农业经济快速繁荣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主粮格局发生了重要转折，逐渐由以粟为主转向以小麦为主，这一转变在郑州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早在新石器时代，郑州地区便已种植粟、黍、稻、麦、豆等多种作物，但当时的主粮仍以粟为核心，麦类并未进入先民的日常主粮结构。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格局逐渐演变，到汉唐时期，麦类作物的地位显著上升，直至成为主粮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郑州，依旧广泛种植粟、黍、稻、麦、豆等作物，但主粮早已由粟转为小麦，这正是数千年农业演变的结果。

一、史前时期：以粟为主的格局

郑州史前农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和末期三个阶段。考古资料表明，距今约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已是当地农业文明的肇始。裴李岗文化遗址广布于郑州周边，出土了大量农业工具，如石铲、石锄、石镰、石磨盘、石杵等，表明先民已经普遍开展农耕活动。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农业工具比例高达六成以上，远超狩猎与采集工具，说明农业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出土的炭化谷物与粟黍遗迹进一步证明，当时的主粮主要是粟类。虽然也发现了稻与少量豆类，但其地位明显次要。至新石器晚期与末期，大豆和小麦虽已出现栽培，但仍属边缘作物，粟依旧牢牢占据主粮之位。

二、夏商周：小麦初步崭露头角

进入夏商周时期，郑州地区的农业体系更为健全。作物种类大体延续史前传统，粟依旧是最主要的粮食。但文献记载显示，小麦的种植范围和地位逐渐提高，尤其在东周时期，部分民众或已将麦类作为主粮。典籍如《夏小正》虽存在成书年代的争议，但其中有关“二月种黍”的记载，反映了彼时以黍、粟为核心的农业格局，同时隐含了多样化粮食栽培的萌芽。

三、两汉：粟稳居首位，小麦地位上升

汉唐之前，小麦虽已进入人们视野，但在饮食文化中仍被视作“粗粝之食”。然而，随着两汉农业技术的进步，麦类地位明显提升。两大农书《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表明，当时北方依旧广种粟、黍、麦、稻、豆等作物，其中粟与麦最为重要。汉武帝时期更在黄河中下游推广冬小麦，诏令中关于麦类的记载逐渐增多，甚至以麦的丰歉作为赦免或惩治的依据，说明小麦已成为朝廷高度重视的粮食。东汉时“麦秋”一词的普及，更显示小麦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已不可忽视。

四、魏晋南北朝：粟盛极一时，小麦持续发展

这一时期，农业文献《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粟的八十余种品类，显示其在黄河流域的高度繁荣。相州、陕州等地的粟类生产尤为发达，成为北方重要的战略储粮。与此同时，小麦种植也在稳步推进，但因战乱与政局动荡，其地位提升较为缓慢。不过，粟逐渐成为“谷”的代名词，甚至出现以“粟”命名的人名，这无疑说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突出地位。

五、隋唐：小麦逐渐挑战粟的主导地位

隋唐时期，河南道成为全国的粮仓，郑州及周边更是粟产重地。但与此同时，小麦逐步摆脱了“粗粝之食”的形象，尤其在唐代中后期，逐渐获得与粟相抗衡的地位。诗文中屡见与小麦相关的意象，显示其已进入社会文化与饮食核心层面。虽难以断定小麦是否完全超越粟，但二者并驾齐驱的趋势已十分明显。

六、技术推动与饮食习俗的改变

汉唐时期，小麦地位的提升与工具和技术革新密切相关。从杵臼到碓，再到水碓、畜碓，粮食加工效率不断提高，使小麦更易被食用。石磨和筛粉技术的出现，使小麦得以加工成面粉，催生了胡饼、蒸饼、汤饼等多样化的面食。魏晋以来，饼食种类日益丰富，唐代更是高达六十余种。与此同时，冶铁技术的进步和铁犁、耧车的普及，大大改善了小麦种植条件。配合日益完善的水利系统，小麦产量稳步提升，逐渐走向主粮舞台的中央。

综上，郑州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粮食种植延续多元，但主粮格局始终围绕粟与麦的消长展开。夏商周至两汉，小麦逐步崛起；魏晋南北朝粟盛而麦渐进；隋唐时期，麦的地位实现质的飞跃，逐渐与粟并肩。汉唐社会的农业工具、水利灌溉与饮食文化的转变，最终推动了小麦取代粟成为主粮，这不仅是郑州地区农业发展的缩影，更是黄河流域粮食史的一次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