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亲自率领陈国、蔡国、虢国、卫国以及周军，对郑国发动大规模讨伐。这场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为“繻葛之战”。然而，战事的发展出乎意料，周桓王在战斗中竟被流矢射中，联军随之溃败，颜面尽失。这一战不仅是周王室威望的重大打击，更成为周王朝走向衰落的标志。从此以后，诸侯对王室的反叛逐渐演变为常态，分封四百年的周王朝在“江山永固”的幻象中一步步走向崩塌。

两百多年后，历史的车轮在西汉重演。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爆发，刘邦的后代终于亲身体验到分封制所带来的巨大隐患。自高祖设立分封算起，时间尚不足五十年，诸侯便已反叛成灾。关于分封制度的利弊，人们议论了两千年，而历史则一次又一次以血与火的代价来验证其危险性。继“七国之乱”之后，又有“八王之乱”、“靖难之役”，更不乏因分封导致覆亡的小政权。可见，分封制始终埋藏着动荡的种子。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嘲笑古人。事实上，分封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确实有其合理性。有人认为，若秦朝采取分封制，秦末的农民起义便难以蔓延；也有人举周王朝为例，强调其延续四百年才出现大规模反叛，又四百年后才彻底灭亡，这在后世诸多王朝中可谓罕见。然而，这种观点显然忽略了关键。周朝与西汉分封制度表面相似，实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西周依靠对外扩张维持内部平衡，因而反叛迟至四百年后才爆发；西汉则缺乏此类缓冲，矛盾迅速积聚，因而短短五十年就陷入危机。

分封的本质，是天子将土地分给诸侯，由他们代为管理与防卫。受封者既可能是王室子弟，也可能是功臣、旧贵族或归附部落的首领。但周朝分封有一大特殊之处：许多封地并非周天子真正掌握的土地，而是周边夷狄之域。换言之，周天子是在“慷他人之慨”，许多诸侯拿到的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能否兑现还要凭自身武力开疆拓土。正因如此，西周初期的诸侯们目标一致，积极对外征伐。此时土地资源充足，矛盾尚未显现。

然而，当扩张停滞，问题逐渐暴露。周厉王以后，诸侯之间开始因利益争夺而大打出手，兼并战争层出不穷。《周礼》虽然规定土地归天子所有，诸侯不得相互吞并，但利益驱动使得法度形同虚设。周天子的权威逐渐被侵蚀，最终在“平王东迁”后彻底失势。春秋时期，郑庄公强迫天子与自己互换质子，象征性地将天子地位降至与诸侯相等。到“繻葛之战”，郑庄公更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天下宣告：王室已沦为历史包袱，诸侯争霸的时代到来了。

西周分封延续四百年才酿祸，是因为前二百年是“合作开疆”的阶段，后二百年则是“内部兼并”的过程。直到这一切完成，矛头才指向天子。而西汉则不同，诸侯封国直接割据中央资源，成为朝廷沉重的负担。齐、吴等国依靠盐铁等天然资源，往往比中央财政更富。吴王刘濞敢于带头反叛，正是仗着财力雄厚，足以养兵聚士。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西汉分封天生与中央对立，而非共同体。

汉景帝曾感叹：“当年先皇若把诸侯封在边境，或许还可作为屏障，如今却让朝廷成了他们的看门人。”这句话一语中的。西汉的分封不仅未能守边，反而成为隐患。汉文帝时，济北王刘兴居勾结匈奴谋反；“七国之乱”中，赵王刘遂再次联络匈奴。事实证明，西汉的分封制度确是一大败笔。

总体而言，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分封无法长期维系，而基于利益的分封虽能在特定时期发挥作用，但最终也会因利益分配失衡而崩塌。随着社会发展，分封制必然被中央集权取代。原因在于，分封制下的诸侯割据阻碍了人口增长、农业扩展和大型工程建设。只有统一政权的集中协调，才能完成水利、道路、农耕体系的整体发展。分封制度在其历史阶段或许合理，但在生产力不断提升的社会背景下，它注定走向瓦解。中央集权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