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元四年（263年）八月，曹魏大军分三路进攻蜀汉。征西将军邓艾统领三万余兵马，从狄道（今甘肃临洮）出发，意在牵制姜维的主力部队，使其无法轻易回援。此时，姜维正驻扎在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面对的是魏军的佯攻。与此同时，雍州刺史诸葛绪也率三万余人攻打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目的在于切断姜维的退路。主力则由钟会亲自率领十余万精锐部队，计划先取汉中，再一鼓作气直逼成都。整个作战部署环环相扣，既有正面硬攻，也有迂回包抄，可谓谋划周密。

在这场战役中，邓艾的行动尤为关键。他没有正面对抗姜维，而是趁姜维与钟会在剑阁僵持之机，率部秘密翻越险峻的阴平小道。阴平道路崎岖险恶，历来难以通军，但邓艾冒险一试，最终成功出现在蜀汉的腹心地区。他先与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交锋，将其击败后长驱直入，兵临成都城下。蜀汉后主刘禅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选择了开城投降。邓艾由此立下灭蜀大功。值得注意的是，邓艾在灭蜀后并未止步，他随即向司马昭建议，趁胜势继续南下灭吴，然而他的提议并未被采纳。

到公元263年十二月，司马昭上表请魏元帝曹奂封赏功臣。邓艾被册封为太尉，封邑增加两万户，其两个儿子也各封亭侯，得邑千户。同时，钟会也获厚赏，进位司徒，封县侯，食邑万户，其子二人同样获封亭侯。看似皆大欢喜，然而矛盾也在暗中滋生。邓艾在上表时提出战略性建议：如今蜀汉已灭，正该趁势沿江讨伐东吴。虽然他清楚魏军经历大战将士疲惫，但依然主张先留兵数万驻守巴蜀，开采盐铁，建造船只，作为未来征吴的准备。待准备妥当，再发布檄文震慑江东，让东吴不战自降。邓艾的谋划颇具远见，却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行。

问题在于，邓艾在蜀地自作主张，以天子名义封授蜀汉旧臣。他安抚刘禅，封其为行骠骑将军，又让太子及诸王分别担任奉车都尉、驸马都尉，对蜀臣也一一授官，以示怀柔。甚至命师纂兼领益州刺史，又安排陇西太守牵弘等人兼理蜀中郡县。同时，他在绵竹为魏蜀两军阵亡将士合葬，修筑高台宣扬功绩，并对蜀士大夫傲然言道：“你们幸遇我方才幸免于难，否则早已被屠。”此种言辞既显居功自傲，也埋下祸端。钟会遂抓住时机，暗中诬奏邓艾有谋反之心，称其言行已露端倪。

司马昭得到消息后，立刻派监军卫瓘逮捕邓艾父子，将其押送京师。邓艾在被捕时仰天长叹：“我本忠臣，竟至此地步！白起之冤，今又重现！”从史实来看，邓艾确实蒙冤，但其过度专断与傲慢无疑给了他人借口。另一方面，司马昭拒绝邓艾伐吴的建议，也有深层原因。相较于对付东吴，他更在意自身在曹魏的地位。早在260年，魏帝曹髦因亲征讨伐司马昭而被弑，司马昭因此遭到非议。为消弭弑君之罪，他急需凭借对外征伐的胜利来洗刷声望。灭蜀之战既已成功，已足以满足这一目的。

综上，魏灭蜀之后，司马昭在政治与军事上的考量，使他并未急于挥师东吴。事实上，对付蜀汉已足以稳固其地位，也为日后篡魏建立西晋奠定了基础。而邓艾虽功勋显赫，但因过于张扬和越权，最终落得悲惨下场。魏吴之战直到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才真正完成，也印证了邓艾“错失良机”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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