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的夜里，你想回朝鲜吗？”炕头上，解宝贤压低了声音问。正埋头写作业的王永生只抬了抬眼皮：“妈，我就跟您过。”一句话，干脆利落。灯泡发出嗡嗡声，屋内沉默片刻，随即又恢复了炉火的噼啪。

要弄清这句回答，为何如此笃定，还得把时间拨回七年前。1951年6月，志愿军某部正从价川一线向北机动。敌机一遍遍俯冲，山谷被炸得碎石横飞。部队短暂停在一处防空洞口，担任后勤的解宝贤刚放下水壶，一个小战士喘着气跑来：“报告班长，山坡上发现一个孩子！”那孩子满头尘土，约莫一岁半，双眼没有焦距，抱着他的人手忙脚乱——这是刚被凶猛炮火撕裂家庭的朝鲜遗孤。

孩子不哭。更不闹。那种诡异的安静，令成年人心里发麻。解宝贤却蹲下来，伸手轻轻摸他的额头。孩子竟顺势抓住了她的袖口，怎么也不撒手。战士们催促继续行军，没人有多余背包容纳这份负担，可她咬咬牙，单臂把孩子揽在怀里：“走！”一个字，事情就定了。

解宝贤的丈夫王子修是64军后勤部长，常在前沿督运物资。得知妻子抱来个“炮火里捞出的娃”，他愣了三秒，然后把随身的枕套递过去：“给孩子缝条裤子，再冷也别让小家伙着凉。”一句玩笑，算是默许。

行军艰难。部队衣被紧缺，解宝贤拆了照明弹降落伞布，给孩子做件小褂；夜里要急行，她把孩子揣进大衣里，胸口贴胸口。有人劝把孩子交给当地百姓，“我们走南闯北，带个娃太拖累。”她没吭声，只是把孩子抱得更紧。到车目洞时，山上的一户朝鲜人家确实愿意收养，连热粥都端了出来。可孩子刚被抱过去，便嚎了第一声哭，双手死死揪住解宝贤的衣襟。最终，孩子留在了部队。有人半开玩笑：“干脆认他当儿子。”话音落地的瞬间，解宝贤忽然心头一热——这事就这么定了。

部队随后调归19兵团。为防前线变动，王子修先让警卫员把孩子送回国内。小家伙坐着卡车一路晃到宝鸡，被安置在铁路系统的幼儿园。幼儿园登记簿上写下新名字：王永生，出生日期——1949年7月1日。含义简单，愿他永远活下去。

1953年夏，志愿军胜利归国。解宝贤夫妇把“早熟”的儿子接回身边。那年，永生四岁，口齿伶俐，普通话带着西北味。街坊一看他的面孔，总会多问一句：“这是哪国孩子？”解宝贤总笑着回：“中国娃！”一句带过，从不多解释。几年后，她陆续诞下四个子女，家里热闹得像小操场。奇怪的是，永生从没表现出嫉妒，反而对几个弟妹百般照顾。

1958年，永生上小学三年级。学校有人私下嘀咕：“他长得像朝鲜人。”传到他耳朵里，他微微皱眉，却一句不回。回家后，趁母亲做饭，他悄悄问父亲：“我是不是跟大家不一样？”王子修沉默良久，把整件事平静讲出，没有渲染，也不煽情。末了，他递给儿子一支毛笔：“写字，写好中国字。”当晚永生写了整整一页“家”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朝外交部门曾清点在华朝鲜孤儿，敦促自愿返国。相关名单里出现“王永生”三个字。陕西省军区派人到家里询问。解宝贤摊牌，把最终决定权交给儿子。“你若想回去，爸妈绝不拦。”永生只答一句：“我不懂那边的话，祖国在这儿。”办事人员无话可说，只得把名字划掉。

1970年代，永生在西安一家机械厂当技术员。厂里技术资料多半是俄文翻译件，别人头疼，他琢磨几夜便能看懂关键数据。有人调侃：“你不是半个外国人吗，学点朝鲜语呗？”他摆手：“不急，先把机械搞透。”那口气，像极了父亲在战场上摁下炮兵射击按钮时的果断。

1980年代，志愿军老战友重聚，谈起那年的炮火、谈起那个蜷在降落伞布里的婴儿，弹指已三十载。永生为父辈们拍照留念。战友调侃：“现在回朝鲜探亲也方便，你去过没？”永生回答轻描淡写：“有机会陪父母去烈士陵园，我先还这份心愿。”

有人疑惑，为何他自觉是中国人？答案其实并不玄妙。孩子在婴幼期记忆空白，环境决定了语言、记忆、甚至情感坐标。一碗延安小米粥，一句秦腔吆喝，都在帮他建立“家”的观念。再加上父母对子女一碗水端平，没有“亲生”“收养”的隐形鸿沟，他自然往中国认同上靠。

不过，他始终收藏着那条降落伞布裤腿裁下的布角。布角已发黄，有火药味，也有山风味道。战友问他为什么保留，他只淡淡一笑：“那玩意儿提醒我，命是捡来的，得珍惜。”

今人讨论身份、国籍，总爱高谈阔论制度与法律。可在永生的世界里，决定一生方向的，是那座防空洞前抓住袖口的瞬间，是多年后课堂上写下的第一个“家”字。或许这便是“归属”最质朴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