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江户城里，德川幕府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有时会在纸背钤下“政事之暇”的小印——字意明白：在公务缝隙里，他把心思交给书画与将棋。这枚闲印，像是一支暗灯，映着十八世纪后半叶日本的纹理：一面是商贾勃兴、学术开新；一面是饥馑阴影、政局沉浮。家治（1737—1786年）执政，自宝历十年（1760年）起，至天明六年（1786年）止，前后26年，他既不是开创王朝的强力之手，也不是放任一切的傀儡；他更像一个把方向盘交给能臣、自己退居幕后的“影子将军”。

德川家治的政治舞台，有一个绕不开的主角——田沼意次。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起，田沼由侧用人、老中而跻身政坛中枢，逐渐以经世致用、务实理财自命。他通过售卖特许、加征行会税、扩大“株仲间”（商人行会）等方式，为幕府财政开辟新源，又在金银铜等大宗交易与若干品类上推行准垄断管理，甚至不避货币贬值之策，以换短期财力与商业活力的上扬。这样的“重商”路数，与先前侧重节俭与农本的吉宗时代颇不相同，也因此积累了赞誉与怨怼两极的声浪。

以江户街市的目光看，田沼体制确曾带来一道生机：商号林立，米券与货物的流通加快，幕府也把开垦与治水视作财政投资，推动印旛沼等地的大规模围垦，希望把水泽化作良田。可在经济史的账本上，这些举措也伴随寻租空间扩大、贿赂成风的阴影；当繁荣与腐败同生同长，政体的合法性就逐年被侵蚀。

家治时代并不只是钱袋子的故事，也是知识版图悄然变化的年代。安永三年（1774），杉田玄白等人据荷译本，刊出《解体新书》，以系统译介西方人体解剖学，开“兰学”入书之先。这部书的问世并非偶然，它依赖的是幕府在长崎口岸维持的荷兰窗口与江户学人的联袂攻关，更依赖当政者对译著、对“异学”的一种默许与宽容。政治并未直接主持学术，但政治气候决定了学术是否可以呼吸。

然而，历史很少给“增长故事”以单线叙述。天明二年至八年（1782—1788年），日本遭遇近世最惨烈的大饥馑。其间，浅间山于天明三年（1783年）夏季大喷发，火山灰远及江户，山麓村落为火山碎屑与泥石流吞没，关东平原农业受创，原已捉襟见肘的地区粮储被一扫而空。天灾叠加连年歉收，米价飙涨，饿殍与疫病随之蔓延，饥馑遂化作社会危机。

正当“天明大饥馑”的阴云在村社与城里压低了每一次呼吸，政治的风向也在转。天明四年（1784年），老中田沼意次之子田沼意致在江户城内遭旗本佐野政言刺杀，行刺发生于政务场合之后、父亲面前，一如政治寓言般的“斩断”。无论刺客的动机如何，这一事件迅速抽走了田沼集团的政治资本，使得反田沼阵营大合唱“天谴”与“民意”，把饥馑、物价与贪腐情绪捆作一束，直指执政路线。

同一时间，北方海天也起波澜。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俄国商船陆续出没虾夷地近海，天明五年（1785年）幕府派出以普请役为骨干的勘查队，最上德内等人多次北上，丈量海岸、访谈阿伊努，搜集情报、辨析边务。对外威胁尚未正面冲击江户城门，但它已促使幕府重新打量北方防务与贸易界面：是闭是通？是抑还是引？这类问题，家治未能给出终局答案，却在他的治下被摆上了案头。

如果说天灾让市井浮出“怨”的情绪，那么官场则以“疑”的方式发作。德川家治的长子家基于安永八年（1779）早夭，继嗣问题遂转向一桥系的年轻人——这位后来执政50的家齐，在1787年接任将军后，旋即任用松平定信并发动宽政改革，几乎以“拨乱反正”的名义全面否定田沼路线。家治一死，政局急转——这既是政派兴替的常理，也是“影子将军”政治处境的注脚：当他把权柄交予强势辅臣时，个人的遗愿常常被继任者的政治算术覆盖。

如何评价德川家治？若仅以“懦弱”或“昏庸”一语蔽之，恐怕难以抵达历史肌理。他的统治方式，确有“尊田沼以理财、任其开商路”的一面；而在知识与文化层面，他又对兰学译书的出现、对江户文化的繁茂持开放姿态——那枚“政事之暇”的闲印，恰可见其性情：一种试图在重臣理财与自身性灵之间寻找平衡的治世风格。问题在于，任何以市场活力换取财政喘息的政策，都必须以秩序与公正为前提；一旦腐败扩散、监督失灵，市场便反噬政治。在“天明饥馑”的年代，这一切以最惨烈的方式显形：饥荒与骚扰在街巷里奔涌，商号的米囤成了众矢之的，江户・大坂的骚动终于在1787年引爆为广域性的暴动。

政治史还有另一条少被看见的线：德川家治时代的“开窗”令日本的知识共同体第一次把世界当作可证之物来讨论。《解体新书》的出版象征着一种方法论的跃迁——把眼与手放在同一张解剖台上，把“见”与“信”连接起来；而北方勘查则把地图的空白填成地名、航程与度量。它们并不能立刻转化为强盛的国力，却在沉默地塑造一种新气质：愿意把经验与证据摆在形而上的安慰之前。历史把这种气质的萌发，写在了德川家治的年号里。

反观此人此世，德川家治既非改革者，也非复古派；他是把舞台交给潮流与风雨的人。田沼体制的兴替、饥馑的惨烈、北方的风声、学术的破土，再加上继嗣的骤变，共同把他的时代推到一个转折点上。天明六年（1786）秋，家治薨逝。次年，松平定信以“宽政改革”之名收束市场、整饬风纪，努力挽回幕府的财政与伦理，却也关上了田沼时代那扇向商业与对外试探半开的窗。家治的遗产，便悬在两者之间：他没有塑成一个清晰的“家治体制”，却留下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在风调雨顺与天灾并至的时代，政治该如何把“生计”与“秩序”扣在一起，而不让其中之一成为另一方的祭品？

也许，最贴近德川家治的，是那枚“政事之暇”的小印。它提醒后人，历史并不总由雷霆手段书写，更多时候，它由一代人的日常选择、一城的米价与风声、一部译书与一桩刺杀，慢慢缝出来。家治的名字因此不耀眼，却难以抹去——因为他的时代，正是后来宽政与文化文政的伏线，也是近世日本从“闭”的内部渐生“通”的门缝。（2025年8月26日写于日本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