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地，一座座巍峨的围墙，一道道紧锁的大门，以及“仅限日籍人员入内”的醒目标识，这些遍布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学校，长久以来，始终是无数人心头萦绕的好奇与质疑。

截至2024年5月，中国境内共有约35所日本学校，它们的身影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超级都市，以及天津、青岛、大连、南京、苏州等经济强劲发展区域。这些学校宛如独立王国，从莘莘学子、辛勤园丁到严谨保安，无一例外皆为日籍人士。其教学体系更是与日本国内完全同步，一丝不苟。这不由得引人深思：为何在日本本土之外的中国土地上，能够建立如此众多、且带有特殊性质的学校？它们的设立，究竟是得到了怎样的批准？

追溯历史的年轮，日本在中国设立教育机构并非近代的产物。早在晚清与民国动荡的年代，日本便已在上海、青岛、南京等地悄然兴办小学校。表面上，这些学校以推广文化为名，实则却是其侵华战略的精心布局——旨在培养一批熟悉中国的日本人才，为日后的殖民统治铺平道路。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些学校被中国政府依法关闭或接管，历史的尘埃终于落定。

直到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中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两国间的教育交流才逐渐重拾活力，渐趋恢复。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腾飞与市场的蓬勃发展，如同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海量日本企业纷至沓来，在中国投资建厂。截至2022年底，在华日本投资企业已逾五万家，实际投资金额更是高达1300亿美元，随之而来的，是超过12.4万的在华日本人及其家属。对于这些旅居中国的日本家庭而言，子女的教育问题，无疑是他们最为核心的关切与困境。

由于中日两国教育体制存在显著差异，那些被派遣到中国工作的日本外派人员，自然期盼他们的子女能够获得与日本国内完全一致的教育，以便将来回国后能够实现无缝衔接，不至于因教育体系的不同而产生隔阂。为了解决这一关键性的“痛点”，中日两国政府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允许日本的教育财团在中国境内设立专属的日本学校。

因此，日本在中国设立学校，并非某种“特权”的象征，而是完全基于中国法律框架内的一项制度性安排。早在1995年，原国家教委便颁布了《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任何外国机构、外资企业以及国际组织，均可依法申请在中国开办子女学校，但其招生对象必须限定为持有中国居留证件的外籍人员的子女。此项政策的开放性不止于日本，美国、韩国、法国，甚至远在迪拜，都在中国设立了类似的国际学校。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上海迪拜中国学校开学典礼上，中方官员的亲临致辞，更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对外籍人士在中国办学所持有的开放与支持态度。

日本在中国申请设立学校的流程，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异常复杂且严格。申请者必须首先向所在地的省级教育部门提交正式申请，随后再逐级上报至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批。一旦获得批准，学校方面必须郑重承诺，不得招收中国籍学生，并且严禁从事任何营利性活动。

1979年签署的《中日文化交流协定》以及后续的补充协议，更是为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为日本在华建校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中国政府批准日本在华建校，其根本目的在于切实解决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日籍人员子女的教育需求，同时也是为了积极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日本学校在中国实行的封闭式管理模式，确实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争议。这些学校的校门往往常年紧闭，高耸的围墙比普通学校的要高出近一倍，学生们穿着传统的和服，校园内弥漫着日语的学习氛围，课程设置也完全复制了日本国内的教学体系。从教师到保安，所有人员均被限定为日籍，严禁中国籍人员进入校园。这种排他性的管理方式，无疑触动了许多中国人敏感的民族记忆，特别是某些位于上海的日本学校，其“非校内人员不许靠近学校！”的醒目标语，不禁让人联想起历史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警示。

公众的担忧也指向了日本学校所使用的教材，是否会对侵略历史进行美化。尽管这种封闭式的管理模式容易引起不解，但事实上，所有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几乎都采取了类似的封闭式管理措施，这实际上是国际通行的校园安全规范，并非日本学校所独有的现象。

面对日益增长的舆论压力，中国政府的监管力度也在逐步加强。早年为了吸引外资，政府对日本学校的监管相对宽松，但近些年来，这种态势已然发生逆转。2020年9月，教育部联合八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管理工作的意见》，其中强化了对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师资质等方面的监管。2021年，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更是开展了专项检查，严查校舍安全、办学资质等关键环节。中国已建立起严格的教材审查机制，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都会被坚决删除，同时还实施年度检查制度，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将直接吊销办学执照。教育行政部门对日本学校的教材内容进行严格审校，确保其完全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公序良俗。

尽管日本学校主要面向在华日籍子女招生，但它们并非完全与外界隔绝。事实上，大部分日本学校都会通过其官方网站发布校园活动信息，并积极与中国本土学校开展互动交流。例如，广州日本人学校的官方网站上，清晰地设有“学校窗口”和“学校新闻”等栏目，详细记录了该校与广州市东风东路小学之间的交流活动，以及组织学生参观深圳市锦绣中华村、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景点。

这种适度的开放性，不仅有助于增进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外界对日本学校存在的种种误解。日本学校在中国境内的存在，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应运而生的一种伴生现象。它们有效地解决了大量日企驻华人员子女的教育难题，为苏州（拥有近2000家日企）、上海等地吸引和留住数万名日籍技术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深层次来看，这些学校也是文化软实力传播的重要载体。对内，它们能够维系在华日本国民的民族认同感，防止其后代在异国他乡“文化失根”；对外，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输出日本的价值观，并培养了解中国的“知华派”，从而服务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时代大背景下，教育的国际化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中国在教育领域的开放态度，正是其大国自信与国际担当的生动体现。

对于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学校，我们应当采取一种辩证的视角来看待。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它们有效解决了在中国工作日籍人士子女的教育需求，为吸引外资以及高技能人才的流入提供了重要保障。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时刻保持必要的警惕，坚决捍卫中国的教育主权和文化安全。日本学校在中国的管理模式和教学内容，必须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并且充分尊重中国人民的情感和文化传统。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所言：“开放不等于放纵，合作不等于失控。大门可以敞开，但关键的钥匙，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日本学校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清晰地折射出中国国际教育政策的不断演进：从早期为吸引外资而提供便利，到逐步建立起一套更加完善的监管体系，再到如今在切实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积极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中国的教育政策正朝着更加成熟、更加自信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