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到1949年之间，三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起义在中国解放战争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分别是陈明仁、曾泽生和傅作义。这三位将领的起义事件，尽管都标志着国民党阵营的重大分裂，但他们起义后的军事安排却大相径庭，差异的背后隐藏了复杂的政治背景、部队情况和个人经历。

首先，陈明仁、曾泽生和傅作义的起义，所涉及的部队在性质和改造的难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曾泽生带领的第60军，起初是滇军的一部分，部队与蒋介石的中央军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自1937年组建以来，滇军就处于与中央军的不和之中，粮草供给常常不足，装备匮乏，士兵的士气也一直低迷。尤其是在1948年长春被围时，第60军的困境到了极点，许多士兵因饥饿而开始啃树皮，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起义的气氛日益浓厚。在起义后，第60军被改编成第50军，士兵通过“诉苦运动”和政治教育，快速适应了新的作战目标，并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战功，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

与曾泽生的部队情况相似，陈明仁的部队虽然也有部分来自中央军的嫡系，但核心力量仍然是他自己亲手训练的第1兵团。陈明仁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1947年因四平战役中的“虚报战功”事件被撤职，尽管后来恢复了职务，但与国民政府的裂痕已无法弥合。1949年，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带领以湖南籍官兵为主的部队脱离了国民党，起义后的第21兵团尽管经历了整编，但核心骨干保持不变，战斗力依旧强大。陈明仁个人威望高，能牢牢掌握部队，起义后也迅速带领其继续作战。

然而，傅作义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的部队成分复杂，既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也有来自华北的地方部队，还与国民党特务系统有一定联系。北平作为华北的战略重地，长期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傅作义的部队中，许多军官的家属都在南京或台湾，思想上存在较多顾虑。傅作义的起义，某种程度上是与蒋介石对其不断提防有关。起义前，他手头可以指挥的嫡系部队已经寥寥无几，很多部队要么被解放军击溃，要么被分散驻守在各地，最终选择起义时，他也并不完全拥有自己掌控的军队。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傅作义首先控制住了自己的嫡系部队，然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却在背后暗中监视着他，甚至指派了李文和石觉来控制他。这种局面使得傅作义的部队情况更加复杂，尽管他号称手下有二十万大军，但实际上他的嫡系力量已不复存在。

在个人经历和政治信任度方面，三人的差异也很大。曾泽生长期被蒋介石排挤，在面对国民党内部腐败和战争残酷的现实后，逐渐转向了共产党的立场。1946年，他带兵北上东北，亲眼见证了国民党的腐败和内战的惨烈，这为他后来的起义埋下了伏笔。长春起义前，他早已秘密派人与解放军接触，展现了他对起义的决心和主动性。相比之下，陈明仁早年与毛泽东就有一定的交情，1949年他不仅带兵起义，还通过公开通电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正式宣告自己站在了人民一方。傅作义则不同，他一直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尽管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出色，但与蒋介石的关系始终紧张。1949年，他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结束了直接指挥军队的角色，并参与了国家建设工作。

最后，从当时的军事战略需求来看，三位起义将领的命运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对军事力量的需求。1949年到1950年，尽管解放战争还未完全结束，但中央已经将战略重点转向了稳定国内局势和进行国家建设。陈明仁的第21兵团被派往湖南、广西剿匪，他熟悉南方的地理和民情，能够有效清除地方武装。曾泽生的第50军则被编入志愿军，参加了朝鲜战争，并在汉江阻击战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力。傅作义尽管经验丰富，但由于他所能掌控的部队和指挥体系有限，且解放军的指挥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在军事上并未得到重用。

总体而言，三位将领的起义及其后续安排，都是根据当时政治和军事形势的需要，围绕国家统一、军队现代化和巩固新生政权的核心目标展开的。无论是否继续带兵，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与贡献，依旧无法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