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汉地始于两汉之际，两千多年来，佛教从少数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的好奇开始，经历了从排斥到几乎全面接受，从初传时与中国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的碰撞、冲突，到最终互鉴、融合，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中的哲学思想、造像艺术体系、文化习俗等无处不有多元共生、协同发展的智慧和源泉，它们是中外文明交融互通、世界及中华各民族学习互鉴的重要成果，是中华各民族对世界历史的重要贡献。

藏经是佛教的重要载体。佛教的传入与发展离不开佛经的翻译，最初佛经的翻译与流布全靠口授、誊写。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出现了刻印佛经。北宋建国之初，我国第一次在成都完成了整部《大藏经》雕版雕刻并运到首都开封，从此改变了佛教经典流通主要靠传抄或零星刻印的历史。这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也使佛经能够以更方便、更快捷的速度传播，并且极大地减少了错、漏、歧义的产生，使佛教文化在中国加速融合、发展的同时，对世界各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看到的所有“大藏经”都或多或少与蜀版大藏经有关联。

一、大藏经的形成与发展

将已译出的佛教经、律、论等典籍分门别类、系统地汇聚起来，形成的系列佛教经典叫佛藏，现在又叫“大藏”或“大藏经”。

佛教真正的传入与发展可以说是从佛经翻译开始的。东汉明帝遣使于月支国取回“四十二章经”，沙门竺摩腾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开启了佛经汉译的历程，而中土汉译佛经流布全靠翻译、誊写与口授。起初一部佛经译出后流通范围与速度都很有限。两晋以后，由于佛教的发展，佛经大量被带到中国，并被翻译出来，同时社会对佛经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佛经的翻译不断增加，不但出现了专门抄经的人，还出现了专门搜集整理已译佛教经书的人。在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方言与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中国，对译出经典的搜寻与整理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一直有人在做，只是比较慢，而且只能靠手抄。目前史籍可考的佛经目录编辑最早见于魏晋时期，当时著名僧人释道安编写了《综理众经目录》（简称《众经目录》，又称《安录》），稍后，南朝梁代僧佑编写了《出三藏记集》。前者已佚，后者至今仍然是重要的佛教史籍，也是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籍目录。但是，其中所列之佛经有的早已遗失，后来又有了重译。检阅佛典，我们会发现有的佛经有多人多次翻译，原因就与手抄方式使速度与数量受限、流通范围受限、容易产生错漏与歧义有关，许多重要经典都因后人认为前译难懂或有误而重译。

《众经目录》《出三藏记集》反映出佛教经典在当时已经形成系统的藏经，不过还不叫“大藏”，而是叫“众经”“三藏”。唐代有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四川安岳卧佛院有《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所以知道到唐代系统的佛经汇集在一起又称“一切经”。为了系统地传播佛法，避免过多重复工作，晋之释道安、南朝梁之僧佑以后一直有人接续搜集、编写工作，同样都是手抄，流行的本子也是抄本。到唐代手抄佛经有很大的发展，抄经不但成了专门职业，还形成了专门的字体“写经体”，现在日本正仓院还保存有相当于唐时期的写本全藏。唐代大藏的编目很多，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唐麟德元年（664）释道宣编《大唐内典录》10卷、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释明佺等编《大周刊定众经目录》15卷、开元二十八年（740）释智升编《开元释教录》20卷等。反映出当时佛教发展迅速，搜集藏经、编写藏经目录频繁，社会对佛经的需要量大。其中《开元释教录》影响极大，收录了佛教大小乘经典1076部，5048卷。释智升又从中摘出《开元录略出》4卷，以千字文编号，为以后大藏经的刊刻奠定了基础。同时，唐代出现了“大藏”一词，佛典有系统、分门别类汇集在一起从此被称为“大藏”，不再叫“众经”“一切经”了。

至唐代，中国佛教早已走过了初传，且经历了南北朝、隋代的发展高峰期，在最高统治者带头支持下早已深入社会各阶层，在乡村也有了佛教寺院与佛教活动，这些都与纸张的普及应用、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佛经可以大量刻印、流通分不开。刻印佛经大量流通使唐代中、后期偏远的乡村亦常见有佛寺，而且还多有佛教刻经，至今川渝地区唐、五代造像遍布乡村，刻经亦很常见。但唐、五代的佛经刻印仍是局部或单部佛经，抄经仍然很流行。

二、蜀版大藏经雕刻的背景

公元755年，中原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都城陷入混乱。后来虽然平复，但从此北方大部分地区进入藩镇割据时代，直至五代，南北分裂，战争不断。会昌五年（845）发生了唐武宗灭佛事件，后周显德二年（955），周世宗又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灭佛运动，中原佛典惨遭毁灭。同时，江南与中原一样历经了混战，佛教经典丧失严重。

由于以上原因，周围的辽国等认为中国佛教无人，对中原产生了藐视心态，认为自己是唐文化的正宗继承者。辽圣宗耶律隆绪曾言：

甲申雍熙元年，辽统和二年（984）春三月，日本国僧奝然入朝，因言其国传世八十，历年三千二百矣。帝（辽帝）谓辅臣曰，中国自唐末五代分裂，不但其君朝成夕败，臣亦诛死相寻。朕（辽）兢兢求治，冀上穹鉴祐为子孙长久计，卿等亦保世禄（出十三朝圣政录），诏修泗州僧伽塔。加谥大圣二字。

所以当时还有高僧螺溪及吴越王钱鏐、钱弘俶等派人去日本等国购买、求取佛经，以图重振佛学事业：

始则安史作难，中因会昌废除，后因五代兵火，教藏灭绝，几至不传。螺溪访失旧闻，网罗天下；钱王遣使高丽、日本，教观复还，无行江浙。传至于四明、荆溪，未记者记之，四三昧难行者悉行之。中兴此道，如大明在天不可掩也。

太祖（受周禅都汴京），建隆元年（庚申尽三年），吴越王钱俶遣使往高丽、日本求遗逸教乘论疏。建隆二年，高丽国遣沙门谛观持天台论疏至螺溪，乾德元年（癸亥尽五年），十五祖螺溪寂法师为通法师说止观法门。

释义寂……先是智者教迹远则安史兵残，近则会昌焚毁，零编断简本折枝摧，传者何凭？端正甚学，寂思鸠集也，适金华古藏中得净名疏而已。后欵告韶禅师，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仅足，由是博闻多识。

经历了唐末五代的破坏之后，不但有从日本国、高丽国等回传经典、教义的情况，甚至到了宋真宗时都还有日本僧人质疑中土教法的事情：

（咸平）六年癸卯，是岁日本国师遣僧问难。本序曰，咸平六年癸卯岁，日本国僧寂照等赍本国天台山源信禅师于天台教门，致相违问目二十七条。四明（知礼）凭教略答，随问书之。

同时，在北宋建国前的后周显德二年（955）周世宗发动灭佛运动时宋太祖为周臣，经历了毁佛的过程及结果，因此有心的宋太祖在受禅前就开始利用佛教谶言制造舆论：

建隆元年（庚申）正月甲辰周恭帝逊于位。初上受诏北征，宿陈桥驿，将士推戴拥入京师。时太夫人杜氏（太祖母昭宪皇后）同王夫人（太祖后孝明皇后）方设斋于定力寺为祈福，闻变，王夫人惧。太夫人曰，吾儿平生多奇异，人言当极贵，何忧也（杨文公谈苑）？初是后唐明宗于禁中焚香祷天曰，臣本夷狄，不足以王中原，愿早生圣人以安天下。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上降生于洛阳太内甲马营，神光满室，异香不散，体被金色，三日而变。人知其为应明宗祷云（皇朝景命录）。

又：

上未仕时，过泾州长寿镇寺，沙门知非凡人，阴使人图上容于寺壁。后以其寺有御容，遂为官所护。及在洛阳，尝过长寿寺，枕殿砥昼寝。僧守严见赤蛇出入上鼻，上寤。严问所向，上曰，欲往澶州见柴太尉。未有赍（周世宗）。严曰，贫道有驴可乘以往，复赠之钱。及见，太尉奇之，遂留幕府。晋开运间，宋城有异僧，状如豪侠，挟铜弹走草莽上，指州地曰，不二十年当有帝王由此建号（杨文公谈苑，太祖在周朝为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在唐为宋州。及受禅，遂以宋建国）。

又：

先是民间有得梁志公铜牌记云，有一真人起冀州，开口张弓在左边，子子孙孙保永年。江南李主名其子曰弘冀，吴越钱王诸子皆连弘字（弘倧弘俶弘亿），期应图谶。及上受禅，而宣祖之讳正当之（太祖皇考上弘下殷，追谥宣祖，赵普皇朝龙飞记）。

所以他受让后为了安抚人心，实行了与前朝完全不一样的政策，全面恢复佛教，令没有毁损的佛像停止毁坏，并下令修复一些寺塔：

（建隆元年）六月，诏诸路寺院，经显德二年当废未毁者听存。其已毁寺所有佛像许移置存留。于是人间所藏铜像稍稍得出。

赞曰：自有佛法以来，有道之国未尝不隆笃佛教以劝天下。太祖初见周朝毁像，伤之曰：令毁佛法大非社稷之福。及登大宝，亟下兴复之诏，可谓有道之君，必隆佛教。

受禅后又被赞宁等高僧奉为现在佛，吸取后周世宗教训，与佛教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同盟，以致宋世佛教及佛教文化极盛，高官、文人皈依佛教，自称居士者比比皆是：

周世宗之废佛像也（世宗自持凿破镇州大悲像胸），疽发于胸而殂。时太祖太宗目见之。尝访神僧麻衣和上曰，今毁佛法大非社稷之福。麻衣曰，岂不闻三武之祸乎。又问，天下何时定乎？曰赤气已兆，辰申间当有真主出兴，佛法亦大兴矣（其后太祖受禅于庚申年正月甲辰，其应在于此也）。

处士陈抟隐居华山闭门卧，屡月不起。显德末，乘白骡将入东都，中道闻太祖即位，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上始受命默计释氏何道而归，敬若是其盛。尝微行至相国寺，见一僧醉呕户外，恶骂不可闻。上怒之。适从旁过，为醉僧所抱曰，莫恶发。将暮矣，宜亟归内。上心动，乃还。密令小璫往觇（勅焰切窥，汉宦者冠，加金璫充耳也），令取所吐物。至则醉僧不见。收遗吐至，上前视之，则真乳香也。上嗟叹不已，益知敬佛（已上四事蔡氏丛谈）。诏以二月十六日圣诞为长春节，赐百官宴于相国寺。宰相范质制祝圣斋疏云……德泽被三千世界，恒沙可算天禄难穷；墨海虽干皇基益固云云。是日以庆诞恩，诏普度童行八千人。

三、成都雕刻大藏经的条件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史载南朝的梁武帝笃信佛教，由成都经茂县北上的丝绸之路河南道又是南朝当时与佛教传来的西方联系最主要的陆上通道。从现在早期佛教造像出土的情况看，四川是南朝佛教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区域。南北朝后期，四川归北方政权西魏、北周所有。隋代在北周基础上立国之后，将全国佛教高僧大德集中于长安、洛阳，佛教再一次得到很大的发展。隋末唐初，中原大乱，隋代集中于洛阳、长安的佛教大师纷纷南下，其中很大部分流入四川。大量高僧大德由中原入蜀，四川形成了很好的佛学基础。年少的玄奘和其哥哥也在此时入川：

初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来者皆一艺之士，是故法将如林，景、脱、基、暹为其称首。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

根据禅宗史，唐代禅宗五祖弘忍将传为达摩留下的传法信袈裟传与了并非其正式弟子的慧能，慧能到南方发展，弘忍弟子神秀在北方发展，从此禅宗分为南北二宗。武周时期南宗慧能所得传法信袈裟入皇宫内供养，不久武则天将之赐与四川资州纯德寺智诜禅师，智诜传处寂禅师（又称唐和尚），处寂传成都净众寺无相禅师（又称金和尚），无相传保唐寺无住禅师。几代禅师门徒众多，分散各地，无论得到传法信袈裟否，都广传佛法。因此，禅宗出自智诜一系的法嗣绵绵不绝，影响广大。这是四川对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唐代天宝之后，中原丧乱，又有大量高僧从中原入蜀，佛教和佛学中心转移至成都。

因此，隋唐之际和唐安史之乱到宋初这两个阶段，尤其是后一阶段，也就是蜀版大藏经所收经文形成与流通的时代，可以说四川成都是中国佛教的中心，以成都大慈寺为中心的蜀中佛教影响范围极大。

由于南北朝以来成都地区佛学发达，佛教各宗均有流布，流传经本亦多；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新的印刷技术出现了，而成都地区的雕版技术最精良。这两项条件使成都在唐代就刻印了大量单部佛经，并流传各地。新的技术使经文可以大量印刷，不仅比手抄快，而且减少了错、漏、歧义的发生，经本流传更快、更广、更方便。大量的佛经在唐代被刻印出来，使得比较方便地系统搜集所有已译佛经成为可能，使佛经成体系、系统的流通更便捷。在陕西、新疆、成都等地都曾出土过成都唐代印刷的佛经。其中西安、成都出土的唐代佛经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刻印佛经。由于唐代的安史之乱，皇帝逃往四川，更多的高僧大德与文化名人蜂拥而入，使成都从公元8世纪后半叶到10世纪末叶之间（755年安史之乱后，至993年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前）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和信徒僧人聚集的佛学中心，与佛教相关的文学、艺术和工艺均达到最高水平。唐末混乱之时，割据四川的军阀王建一直以唐室忠臣自居，至唐灭后才号称不得已而称制，因此蜀中没有经历唐朝衰微以来的战乱。所以，当中原与江南“教藏灭绝，几至不传”、唐代文化与传统丧失殆尽时，蜀中却得以大量保存，其中佛教图像与典籍尤为重要。在蜀版大藏经雕成多年之后，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中仍然说：“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盛。”

因此，开宝初年，立国未久，决定扶持、利用佛教的宋太祖立即派内官张从信前往没有经过战乱的益州收集经典、雕刻经藏。经十二年，第一次完成了世界上整部佛教大藏经的雕刻，因其始刻于开宝四年（971），故称“开宝藏”，又因雕刻地在益州（今成都），又称“蜀版大藏经”。至太平兴国八年（983），蜀版大藏经经板全部刻成并运往当时的都城开封。蜀中大藏经经板刻成后，日本国立即派使前来乞赐经板，并将大藏经板带回日本。不久，高丽、女真国等都来乞赐。从此，改变了邻国对中国的态度。

四、蜀版大藏经与唐代佛经的关系

四川安岳卧佛院有15座洞窟的壁面上布满了唐代刻经，大部的有《妙法莲花经》《大般涅槃经》《金光明经》《维摩诘所说经》等，小部的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咒》《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大方便报恩经》《波罗密多心经》……，刻了40多万字，现在能识读的仍有34万多字。在第46号窟内有卧佛院所刻佛经的目录，经目开头即为《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序中一是说明了这些佛经的来源是唐代东都的大敬爱寺，二是证明当时四川的“一切经”，即藏经来源有绪，并且是东京城洛阳的大寺。唐代智升的《开元释教录》编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卧佛院刻经开始之时智升还没有编写完成，当然也不可能流传。因为在卧佛院唯一接近完工的第59号窟及未完工的66号窟内刻经中间分别有开元二十三年（735）、开元十五年（727）、开元二十一年（733）题刻，在刻有经目的第46号窟外壁上有开元十一年（723）的造像题记，它们证明了《开元释教录》还没有编辑完成时，东京大敬爱寺的一切经已经在这里准备有计划雕刻了。安岳是四川中部的一个小县城，卧佛院刻经位于成都通往遂宁的古道旁，显然从京城来这里的佛经与成都有关。

图一 安岳卧佛院第46窟中的《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

蜀版大藏经所据之《开元释教录》显然是另一部藏经的目录，东京（洛阳）大敬爱寺的藏经与《开元释教录》所录藏经的关系至今并没有人关注，而蜀中卧佛院有纪年的刻经证明了两点：一是东京洛阳大敬爱寺当时有“一切经”即“藏经”，且有目录，并被天下所传抄，只不过当时还不叫“藏经”；二是大敬爱寺的“一切经”早于《开元释教录》藏经，而且同样被天下传抄。2007年，笔者将刻于卧佛院15个洞窟中的经文与现行《大正藏》经文进行了逐一对比，除少数有漏字或间有故意略出外，二者几无差别。这至少说明刻于卧佛院的这些来自东京大敬爱寺的一切经与《开元释教录》所收经是相同的译本。

图二 安岳卧佛院29号窟内刻经

五、蜀版大藏经的影响

由于中原历经丧乱，各地经典缺乏，从四川刻出的大藏经在国内外很快就流传开了。蜀版大藏经的雕刻可以说是世界佛教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因其佛经体系完整，采用刻板印刷的形式，不仅传播方便迅速，而且不会出错，它使在中国融合、发展后的佛教文化对世界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开宝藏》经板刻成的消息在当时一传出，除邻国日本、高丽、女真国等都来乞赐经藏外，周围其他国家都以各种方式来取经学习并朝贡。极大提振了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宋朝国人信心，可以说宋代文人的自信心由此大振。比如：

孝宗，日本国遣使致书，四明郡庭栖心维那对使宣读，斥其文义疎缪者凡七处。

同时，周围其他国家来取经学习并朝贡，使宋朝仿佛回到了大唐盛世，至少在佛学上有如此感觉，大大增加了文化自信心。这对当时军事弱国大宋来说非常重要：

宋太祖……高丽国君遣三十六僧来中国，学永明寿禅师，至今法眼一宗盛行海外。西天沙门可智等来朝；西天沙门苏葛陀来贡佛舍利文殊华；西天沙门弥罗来贡梵经；于阗国沙门善名七人来；高昌国遣僧法渊，贡辟支佛牙。

太宗，西天沙门吉祥来进梵经；沙门继纵自西天还，贡梵经舍利塔。中天竺沙门鉢纳摩来，贡舍利塔。天竺沙门护罗来贡梵经。沙门光远游西天还，进西竺王子表，贡释迦舍利。沙门法遇自西天还，贡佛顶舍利梵经。沙门重达自西天还，进佛舍利梵经。中天竺沙门补陀来，进舍利梵经。占城国沙门净戒诣阙，贡金铜铃杵。

高丽国王遣使，乞赐大经藏御制佛乘文集，诏给。日本国沙门奝然来朝，……奝然归国，乞赐藏经，诏给。日本国法济大师奝然，遣弟子嘉因祈干来朝。真宗祥符九年，北天竺沙门天觉、南天竺沙门妙德、西天竺沙门等，各进舍利梵经。中天竺沙门童寿来进梵经，东天竺沙门普积来进梵经。一岁之中五竺咸贡。

日本国沙门寂照来，进无量寿佛像金字法华经。中天竺沙门儞尾抳来，进舍利梵经。西天竺沙门佛护来进梵经，西天三藏法护来，进舍利梵经，北天沙门戒贤来进梵经。迦湿弥罗国沙门目罗失稽来进梵经，西天沙门达磨波来进梵经，西天沙门众德来朝，进舍利梵经。中天竺沙门觉称法戒来，进舍利梵经金刚座真容。般尼国沙门寂贤来进梵经。西天沙门知贤来，进舍利梵经。东女真国入贡，乞赐藏经。西天沙门爱贤进舍利梵经。西天沙门智吉祥来进梵经。西夏国奏，国内新建伽蓝，乞赐藏经。

神宗，日本国沙门成寻来朝。哲宗，高丽王子僧统义天来朝，苏轼馆伴，勅杨杰送往钱唐，受法于源法师，传天台教于天竺谏法师，传律于灵芝照律师。

以上引文中几乎可以看到当时有佛教的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来朝贡学习，大多数都要求“乞赐大经藏”，可见蜀版大藏经影响之大、流布范围之广，在当时就是流布最广的一部世界性经藏。

今天学界使用最广的佛藏是日本大正年间编辑整理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藏经》，在上世纪末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发行。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法鼓山开始将《大藏经》作成光盘流通，并不断更新、补充现代学者新的研究成果，使其成为目前学术界使用最广的电子佛典。《大正藏》底本是《高丽藏》，《高丽藏》是较好的大藏。而《高丽藏》是在《契丹藏》与《开宝藏》补板基础上雕成的。《契丹藏》的雕刻晚于蜀版大藏，雕刻时本身也含有与北宋雕刻蜀版大藏经竞争的意思，它是以唐代形成的另一部大藏《随函录》为基础，结合《开宝藏》补板雕成。然而，无论如何，《契丹藏》开刻时《开宝藏》已经雕刻完成并流布开来，而且被周围所有国家所认可，对宋代国人文化自信的恢复与提升已经达到。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文化自信重建，且立竿见影。

经过以上梳理，我们知道现在看到的佛教大藏经有很多种，但几乎都或多或少与蜀版大藏有关联，其影响之深远、之广大，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唐代在成都大慈寺创作或改造的一些题材成了中国民间喜闻乐见的内容，并在民间广为流传。目前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大藏经中可能是产生于四川或者是经过四川僧人大量增改，也是后来最流行的内容有：地狱十王相关经典和图像、水陆法仪、报父母恩等相关经典，还有被误称为“四川密教造像”的相关内容，这些题材在四川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中都有形象而丰富的反映，这是四川对中国佛教的重要贡献。

佛教流通中国不久，因果报应的思想就流行了，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人死后要据其在生业行得不同果报。唐代发展为由十王审定在生业行，然后确定应得报应。至今人死时还要供奉十王，可见其在民间影响之深。南宋志磐著《佛祖统纪》时尚言十王的名字“藏典传记可考者六，阎罗、五官、泰山、初江、秦广”，然而在四川的安岳有完整的唐末五代时期的十王形象，南宋大足石刻也有同样完整的内容，并配有地狱十王及相关诸像。而与地狱十王的相关经典却出自成都大慈寺沙门藏川。

相传梁武帝因梦六道四生受苦而创水陆大斋以济之，周隋之际，此仪不行。唐咸亨中，西京法海寺英禅师又复此法。又言东川有杨谔水陆仪、蜀中有杨推官仪文盛行于世；宋元祐八年（1093），四川眉山人苏轼绘水陆法像，作赞十六篇，世谓辞理具妙，因此被称为“眉山水陆”。当两宋时期，水陆大法非常盛行，这与蜀地的水陆法仪文和图像有很大的关系，也是大足宋代石刻的重要内容之一。唐后期，出自成都的千手千眼观音图样传到中原，竟相模仿。四川唐后期毗沙门天王像，是目前中国最多、最系统的毗沙门天王造像。成都明王头上火焰的画法对日本等地的影响也有学者论及。

四川盆地周围的山地上分布着大量的佛教和道教石窟及摩崖造像，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中，有一千多处石窟和摩崖造像，几乎占四川野外文物点总数的十分之一，还有众多的小石窟点未被列入其中。就数量而言，四川是当之无愧的石窟大省。2021年6月完成的全国石窟专项调查，登记了四川石窟和摩崖造像点2134处，占全国点位数量的三分之一，若加上重庆的700多处，比重更大。而这个数量的石窟和摩崖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盛唐以后，也就是蜀版大藏经文流通及刻成大藏前后。最初人们对四川石窟和摩崖造像历史价值的认识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唐天宝之后，中原北方地区大规模开窟造像结束，而四川则方兴未艾，直到南宋时期，将中国大规模连续造像的时间向后延续了五百年，其晚期窟像填补了中国石窟寺研究的空白。二是大足、安岳地区的“四川密教造像”为目前中国佛教史上绝无仅有的“系统的密教造像”。大足石刻之所以能够在1999年紧随敦煌之后成为我国第二个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石窟，就是基于这个价值认识。弄清楚了蜀版大藏经雕刻和流通的历史背景，也就容易明白如此众多的四川与重庆石窟和摩崖造像的内容题材。近年来，学者们把目光投向了四川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蜀版大藏经的学术价值更显突出。

同样，对云南佛教和佛教艺术之来源至今仍然有不同的认识，如果了解了蜀版大藏经的雕刻与流通背景，就会明白那是西蜀佛教及佛教艺术的影响范围，其来源主要是西蜀。

南诏是唐代以云南为中心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很早就有佛教了。1990年在云南巍山垅圩古城出土了一批佛像，约二百多件，发表的资料中一件与成都地区发现的南朝梁时期的造像风格无异，属于同一系统之造像。还有多件与四川北周至隋唐造像组合及风格相同，如大耳戴环的佛像，戴大璎珞、胸饰玲铛形饰物的菩萨像等，亦属于同一系统之造像。这是目前云南发现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一批佛教造像，而且出土处是一座寺院遗址，同出的还有莲花纹铺地砖、卷草纹滴水、莲花纹瓦当等，与汉地佛寺同类构件相同。巍山垅圩图山是南诏王龙潜时的耕牧地，即南诏的发源地。这批造像的出土说明南诏之初其佛教即是汉传系统，至唐代仍然如此。后来其佛教中出现的最为特殊的阿嵯耶观音也是他们根据汉地佛教中圣僧如僧伽等的形象创造的。汉地系统的佛教影响南诏、大理，四川是一个最重要的地区，唐时就有南诏子弟在成都大慈寺学习，唐与南诏有时还因此发生战争，南诏后来改称“大礼”也与唐使请减少其在成都学习子弟的数量有关。又唐代南诏曾从成都掠去大量工匠子女，有学者认为大理崇圣寺塔的建造者与这些掠去的工匠有关。四川成都周围的石窟中保留有大量唐代中后期塔的样式，成都西边的蒲江和邛崃最多，现存大理崇圣寺塔的确与四川晚唐这些塔相似度极高。侯冲先生经过对大足石刻题铭、云南阿咤力僧所用经典、仪文等进行过综合研究，指出：

云南阿咤力教经典即应赴僧所用科仪，大都来自四川，如其中的《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署名“成都大慈寺沙门藏川述赞”，《圣白衣观音圆通忏》署名“成都天王寺赐紫沙门浦辉撰”，《重广水陆法施无遮大斋仪》为“宋故赠太中大夫（东川）华阴杨谔修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其中有部分文字可以与大足石刻铭文相印证。

所以，侯冲先生认为，阿咤力实际上就是宋代民间流行的应赴僧，也就是“教僧”，其所用经典就是从四川传入的应赴僧所用科仪。应赴僧，简单地说就是满足社会对佛教法事需求而专门做法事的僧人，做法事是他们的职业，其做法的依据是根据这些科仪仪文记录、请求做法事事主的经费等来决定。明清以来，成了家族职业，与佛教修行已无多大关系，至今仍有遗存。可见，尽管元、明时期云南佛教出现了地方特色，号称是独有的“阿咤力教”，至今民间仍然流行，其实它们都是源自四川。只是四川经过元朝入川的战争后这种科仪及仪文消声匿迹了，而云南却保留至今。

四川佛经对敦煌的影响很大，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敦煌发现的《报父母恩重经》、地藏十王相关经典等。其中1900年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地藏十王相关经典署名即为成都大慈寺沙门藏川述，这是四川僧人创造的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经典，在安岳卧佛院唐代刻经中有《报父母恩重经》全文。此经不仅出现在敦煌藏经洞中，同样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大佛湾宋代石刻中以连环画形式雕刻的重要图像。敦煌壁画中的西方净土变画与四川石窟晚唐至宋代净土题材图像雕刻几乎相同，文献中记载晚唐、五代成都大慈寺最多的壁画之一就是净土变画。可见晚唐、五代四川与河西也有很密切的联系。

结语

自唐安史之乱至北宋开宝年间雕刻蜀版《大藏经》时，四川地区是中国唯一连续不间断开凿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的地区，也是佛教经典保存最完整的区域，皆因这里聚集了大量来自唐代二京地区的佛教高僧和画家，使四川在这个阶段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佛教中心。而这时正是中国儒释道在思想上最终完成其结合并形成新思想的时期。蜀版大藏经在这里雕刻完成并流通到世界各地，对世界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四川、乃至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

作者简介：雷玉华，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研究员；李春华，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