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明清两朝，很多人印象里，总觉得清朝打下了更大的江山，尤其是教科书上那标志性的“海棠叶”地图，似乎比明朝大了一圈。

但如果我们回头仔细看看明朝鼎盛时期的地图，会突然发现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明朝为我们今天的大国疆域，其实已经打下了极其雄厚的基础。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虽然在北方因对抗蒙古残余势力（北元）而采取守势，修建了著名的明长城，但这绝不意味着明朝是个“小”王朝。明成祖朱棣，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通过多次御驾亲征，将明朝的势力向北方和西北方向强力延伸。

他在位期间，不仅把首都迁到了靠近前线的北京（“天子守国门”），更通过连续北伐，一度控制了今天内蒙古的广大区域，有效地压制了蒙古势力，设立了关西七卫等管理机构。

更关键的是对西南和东北的经营。在西南，明军持续不断地推进，彻底将云南、贵州等地纳入直接行政管理，设立了省级行政机构（布政使司），让中央政府的力量深入到边疆。

在东北，明朝继承了元朝在辽东的统治，并进一步扩张。明成祖时期，沿着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流域设置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这是一个统辖东北广阔区域的最高军政机构。

虽然明朝对其控制方式和内地不同，更多采用羁縻政策，但通过册封当地女真部落首领官职、定期巡视、建立驿站交通线等方式，实实在在地将影响力覆盖到库页岛（今俄罗斯称萨哈林岛）一带。

在青藏高原，明朝虽然没有直接设立行政机构，但通过册封法王、国师，建立朝贡体系，与西藏地区建立了紧密的政治联系。明朝还短暂地恢复了对安南（今越南北部）的直接统治（交趾布政使司）。

所以，当我们摊开明朝鼎盛时期的地图（大约在永乐年间），就会发现它的框架已经非常巨大。

东到大海包括台湾（时称小琉球），南达南海诸岛甚至深入越南，西南囊括云贵并深入缅甸部分土司地区，西至西藏和青海东部，西北方向延伸至新疆东部哈密一带，而东北，则一直伸展到了外兴安岭和库页岛。

这个版图格局，奠定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核心疆域范围。这绝对不是个“小朝廷”的架子，它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极高的起点和极其重要的政治地理遗产。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继承与初期拓展

理解了明朝打下的这份厚重家业，我们再来看清朝的崛起和初期版图构建，就能有更清晰的视角。

清朝并非是凭空创造了一个远大于明朝的超级帝国，它首先是明朝庞大疆域基业的直接继承者，而且是相当高效率的继承者。

1644年，清军入关，打败李自成的大顺军，占据了明朝的核心统治区，中原大地和南方各省。这个过程非常迅速，因为清军巧妙地利用了明末农民起义造成的混乱，并以替明朝“复仇”的名义争取部分汉人士绅。

很快，清朝便将明朝原有的十三个行省（即“内地十八省”的范围）悉数纳入版图。这意味着清朝在开国之初，就几乎完整地承袭了明朝最精华、最核心、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区域。

但这仅仅是开始。清朝统治阶层是来自东北的满洲人，他们对明朝未能完全控制或者说控制方式比较松散的东北老家和北方草原，有着天然的高度重视和更深厚的联系基础。

清朝初期，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和联姻手段，解决了漠南蒙古（内蒙古）的问题，将其直接纳入统治。康熙皇帝时期，是清朝疆域拓展的关键阶段。

他最瞩目的成就之一，就是通过雅克萨之战等一系列行动，彻底击败了在黑龙江流域扩张的沙皇俄国，并最终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虽然做了部分妥协（比如将贝加尔湖以东部分争议地区划给俄国），但也第一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巩固了清朝对整个黑龙江流域直至库页岛的主权诉求。

与此同时，康熙将目光转向了帝国的西北边陲。雄踞天山南北、控制着青海、西藏并时常侵扰漠北蒙古的准噶尔汗国，成为清朝最大的边疆威胁。

康熙多次亲征，最终击败了准噶尔的噶尔丹，暂时遏制了其东扩的势头，加强了对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的控制（通过库伦盟旗制度），并首次直接派遣清军进入西藏，驱逐了侵藏的准噶尔势力，扶植亲清的达赖喇嘛，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大臣制度。

可以说，清朝在康熙一朝，不仅仅稳固了对明朝核心疆域的统治，还在东北和北方初步拓展了疆土，甚至将中央的影响力更深地投射到了西藏。此时的清朝版图，已经明显超越了明朝鼎盛时期的实际控制范围。

这仿佛是站在了明朝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初期就取得了如此耀眼的成绩，让帝国的轮廓显得比明朝更加辽阔壮美。

稍欠的“努力”

康熙之后，经过雍正朝的进一步巩固，清朝的疆域在乾隆皇帝手中达到了极盛。乾隆最耀眼的武功，莫过于最终彻底消灭了盘踞新疆的准噶尔汗国残余势力，并平定了天山以南大小和卓的叛乱。

这一系列行动使得清政府得以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首次实现了对新疆南北两路（即天山南北）的完全掌控。

为此，乾隆设置了伊犁将军作为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并在战略要地派驻大臣、军队，实行了远比明朝在西北地区更直接、更深入的行政管理。这无疑是清朝在疆域拓展上做的最大一笔“加分”。

同时，清政府在西藏的统治也进一步制度化，驻藏大臣的权力得到强化，确立了对达赖、班禅等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中央的管辖大大深入。

在西南，继续推进改土归流政策，将一些原来由土司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改为中央政府直接派流官管理。从地图上看，此时的清朝疆域达到了空前规模，被形象地称为“海棠叶”，西跨葱岭（帕米尔高原），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大海，南到曾母暗沙。

然而，恰恰是在这看似“完美”的鼎盛版图下，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浮现出来：清朝是否完全发挥出它的潜力？或者说，它是否“努力”得足够？答案似乎并不那么令人乐观。

这份庞大的版图，主要是建立在继承明朝核心基业和消化、整合蒙古、新疆、西藏等传统地缘板块的基础上的。

说得直白点，清朝主要是成功地接住了明朝留下的盘子，并且花了很大力气，把明朝原来没能完全“消化”或者没完全控制住的几个关键“大件”，蒙古、新疆、西藏，最终给稳稳地纳入了中央直接管辖的范围之内（当然，管理和控制程度也有差异）。

但这更多体现为对传统疆域的进一步整合和继承性的扩张。问题在于，面对一个正在剧烈变化的世界，尤其是海洋权益和近代国家体系带来的新挑战，清朝显得相当被动和保守。

海洋与技术的时代性迷失

我们谈论疆域，不能只看面积大小，更要看一个政权在时代潮流中所处的位置和发展方向。在清朝看似完成疆域整合的同时，西方世界正经历着工业革命的浪潮，生产力、军事实力尤其是海上力量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全球航海贸易的空前活跃和全球性殖民扩张的猛烈势头。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恰恰是世界秩序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也是东西方力量格局悄然扭转的分水岭。

对照明朝，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明朝的永乐年间，曾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船队规模庞大，远达非洲东海岸。虽然其目的更多是宣扬国威和建立朝贡关系，但展现了明朝至少在特定时期对海洋探索和海权展示的巨大兴趣和能力，尽管未能持续。

反观清朝，在完成了内陆边疆的整合后，对海洋的重视程度反而大大下降。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沿海贸易（广州一口通商），海防意识淡漠，水师建设滞后。清朝统治者满足于陆上帝国的辉煌，却对正在形成的全球海洋贸易体系和海权竞争格局，表现出惊人的迟钝和轻视。

一个最具象征性的事件，就是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使团带来的礼物包括当时英国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如先进的天文仪器、武器模型（望远镜、连发手枪、战舰模型等）。

这本是了解世界、接触新技术、甚至打开国门参与全球贸易的绝佳契机。然而，乾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沉迷于天朝上国的迷思中，对西方科技不屑一顾，关注点却集中在觐见礼仪等细枝末节，最终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拒绝了英国的通商请求。

这意味着，当西方列强正在利用航海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力量拓展其全球影响力和攫取利益时，清朝依然陶醉于农业帝国的陆权成就之中。

它不仅没有意愿去参与海洋竞争，甚至未能清醒认识到海洋权益的重要性，错失了可能融入近代世界体系的窗口期，也为后来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悲剧埋下了最深的伏笔。

如果清朝在巩固了宏大陆地版图的同时，能拿出整合蒙古、新疆、西藏的那份雄心和执行力，稍微分出一点精力，正视海洋、关注技术、开放交流，积极学习并发展近代化的海军和工业基础……或许，中国的国运将走向完全不同的、可能更加强势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