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1368年，朱元璋登基称帝后，不仅要面对国内的政治纷争，还有一些看似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却影响深远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有关皇帝名字的“避讳”问题。在中国古代，避讳制度由来已久，朝廷上的每一位官员都得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皇帝的名字。然而，日常生活中的“猪肉”却成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市场上，摊贩每天高声喊“卖猪肉啦”，这种喊法难道不是在不经意间冒犯了皇帝吗？尤其是每年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宰杀年猪，准备丰盛的酒席吃猪肉，这种传统难道就要因此改变吗？这一问题让刚刚上任的朱元璋感到非常头痛，毕竟，作为一国之君，如何管理国家事务，才是他最重要的职责。

然而，历史上，避讳并不是朱元璋独创的制度，它的根源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早在那个时候，君主的名字就已经成了不可触及的雷区。晋国有一位大夫名叫里克，曾在朝堂上不慎提到晋献公的名字“诡诸”，当即跪地请罪，解释自己失言。晋献公虽然没有处罚里克，但心中已经对他心生芥蒂。从此，这个关于君主名字的禁忌广为流传，成为了王朝的惯例。

到宋朝时期，避讳的制度愈发严苛。宋太祖赵匡胤的名字中包含“匡”字，因此全国上下连“匡”字的同音字“筐”也都不能随意使用。普通百姓在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时，连“篮子”都不能说，只能改称“竹器”或“盛物之具”。这类规定让百姓的日常生活变得相当不便，举步维艰。

然而，到了明朝，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朱元璋的名字中有个“朱”字，正巧与“猪”字同音，而根据古代的避讳习惯，同音字也是要避开的。这个问题一旦严格执行，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因为猪肉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何解决这个尴尬的局面，成为了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一道难题。

朝廷中的两派意见分歧，礼部尚书认为必须严格遵守避讳原则，提议全国都必须改用别的词汇代替“猪”字，而兵部尚书则认为这一做法过于繁琐，应该放宽对避讳的要求。两派激烈争论，互不相让。

更为棘手的是，民间早已自行寻找替代的词汇。有的地方将猪称作“黑毛”，有的地方叫“哼哼”，也有的地方直接称之为“四脚”。这种混乱的局面让市场交易变得极其困难，商人们根本无法理解顾客的意思。

朱元璋看着朝中大臣因这类“小事”争得面红耳赤，内心十分烦恼。作为一国之君，他当然明白维护皇权威严的重要性，但作为一个从农民起家的皇帝，他同样也深知百姓生活的艰难。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考验着他的智慧。

经过深思熟虑，朱元璋意识到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避讳，而是如何避讳。他决定不强行禁止“猪”字的使用，而是寻找一个合适的替代词。这个替代词必须既能为老百姓所接受，又不失准确性。

朱元璋虽然出身贫寒，但在寺庙当过和尚，读过一些经典书籍。再加上他曾跟随刘基、宋濂等大儒学习，对古代的文化和典籍有着深厚的积淀。在一次翻阅《诗经》时，他忽然想起了其中的诗句：“野有死麇，白茅包之。”其中提到了“豕”字，这个字就是古代对猪的称呼，十分贴切，不仅发音与“猪”不同，而且简洁易懂，符合普通百姓的日常使用习惯。

朱元璋决定将“豕”字作为“猪”字的替代品。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刘基，后者深以为然，认为这个办法不仅能够避免避讳问题，而且能够彰显古典的文化气息。于是，朱元璋决定将这一新规定逐步推行。

为了使这一规定能够得到有效执行，朱元璋和刘基商议后决定采取渐进的推广方式。首先，他下令所有官方文件中必须使用“豕”字，不再允许使用“猪”字。接着，朝廷开始向地方政府下达指令，要求各地官府在集市上张贴公告，宣告这一新的规定。同时，官府还派遣人员进入各个村庄进行宣传，以确保每一个百姓都能知晓。

为了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这一变化，朱元璋特意在公告中解释了“豕”字的由来：“豕者，古之称也，见于诗书，乃雅正之名。”这种解释使得人们觉得，这一字的变化不仅有文化底蕴，而且更显得文雅。

为了进一步推进这一改革，朱元璋还要求各地学校将“豕”字列为必学内容。这样，孩子们学会了这个字，便会将其传授给家里的长辈。这种“以小带大”的方式，使得“豕”字迅速在民间得到普及。

商人的逐利心理也成为了推广这一政策的另一大助力。朱元璋规定，所有与官府交易的商人必须使用“豕”字，否则将无法获得政府的采购订单。为了争取生意，商人们纷纷开始使用这一新词汇，而随着商人们的推广，更多的人开始接受“豕”字的使用。

虽然老百姓一开始对这个新字感到陌生和不适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习惯了这一变化。特别是在节庆期间，“杀年豕”、“红烧豕肉”等成为了餐桌上的常见词汇，大家也开始觉得这种新用法别有一番风味。商家们也开始在菜单上使用“豕”字，而文人们则赞美朱元璋的聪明才智，称这一做法不仅维护了皇帝的威严，还增添了文化韵味。

最终，经过数年的推广，“豕”字在民间的使用已基本普及。虽然有些地方偶尔还会使用“猪”字，但在正式场合，这一新词汇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朱元璋通过这一看似简单的文字改革，成功地化解了社会上的避讳难题，同时也在民间推动了一场文化的变革。这一政策不仅体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智慧，也为后来的明朝政权稳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