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刚刚启动，阎红彦作为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的政委，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进行学习与思想改造。在一个普通的晚上，阎红彦正在准备第二天的课业时，突然有一位熟悉的面孔出现在门口——高岗。当时，他是西北局的书记，和阎红彦一样，都是陕北红军的老战友。两人曾在血与火的岁月中并肩作战，情谊深厚。

高岗没有多做寒暄，开门见山地对阎红彦说道：“你还记得几年前我们讨论过成立陕北师的事吗？如今，中央应该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由我来做政委，你来当师长，咱们重新提一下。”高岗所说的这一提议，源自1937年春，国共两党在进行军事谈判时，中共中央曾提出将红一、二、四方面军与陕北红军合并编成四个师，然而因国民党政府的干预，最后只编了三个师，陕北红军被划归到115师。

然而，面对高岗的提议，阎红彦并没有立即响应，他冷静地反问道：“成立陕北师的事情，不是早就向中央反映过了吗？当时中央已经决定不成立，大家也没有再争论，你现在突然提起，难道是要恢复115师、120师、129师那样的地位吗？”

高岗见话锋未能达到预期，便急忙转移话题，透露了他此次找阎红彦的真实目的。“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请求你在干部审查时为我作个证，证明我在红军陕甘游击队时，确实是队委会的成员，并且在临真镇战斗中，我所谓的‘临阵脱逃’并非是出于逃避责任，而是被敌人绑架。”高岗所说的“临真镇战斗”，是指1932年5月，红军陕甘游击队进攻临真镇时，阎红彦亲自指挥五支队，带领队伍占领镇区，而高岗则指挥三支队的二大队掩护主力进攻。但当敌人组织反击时，高岗带着十多名战士临阵逃脱，导致主攻部队损失惨重，伤亡七八十人，不得不撤回。

阎红彦深知这段历史，他严正地反驳道：“你没有资格将自己说成是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都清楚，游击队成立时，你根本没有参与，甚至在临真镇战斗中，你临阵脱逃，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党组织因此决定开除你党籍，并对你进行通缉。你后来说是被敌人绑架的，但我作为总指挥，考虑到你回归后态度端正，才给你留党察看处分，并安排你立功赎罪，派你到一个游击小组担任战士。”

高岗的请求被当场驳回，心情不悦地离开了。此后，高岗借着担任西北局书记的职务，开始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对阎红彦进行陷害，指责他“造谣陷害自己”，并无中生有地诬陷阎红彦有野心，企图借陕北师之事，向中央夺权。对于高岗的这些言论，徐向前在会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回忆说：“高岗将自己描绘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对阎红彦等人进行打压，某些同志心中有不同看法，但并未得到充分表达。”

尽管高岗一度通过政治手段打压阎红彦，但党组织对阎红彦的历史审查后，明确肯定了他在陕北红军创建及陕甘游击战争中的重要贡献，并对其进行了公正评价。1945年4月，阎红彦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在作口头报告时提到陕北红军的建设问题，坦言自己初到陕北时未能妥善处理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对此，毛泽东也表达了对高岗在该问题上的处理失误的歉意。

高岗听后趾高气扬地对阎红彦说道：“你看，主席都承认我们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然而，阎红彦并未被高岗的言辞所动，他依旧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刘少奇和任弼时提出了对高岗的几条意见，指责高岗篡改历史，临阵脱逃，且品行不端，不宜信赖，并请求党中央对此记录存档。阎红彦也主动与高岗进行沟通，希望他能够反思改正，但高岗却拒绝接受，反而更加对阎红彦怀恨在心。

1954年，高岗的反党篡权事件曝光，阎红彦当时向党中央提交的意见得到了验证，证明他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1955年，阎红彦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及一级解放勋章。毛泽东特地表示：“陕北红军的问题，之前确实处理不当，而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阎红彦就是最好的代表！”

时隔多年，1958年毛泽东在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时，再次亲自找阎红彦谈话，表达了对他多年来遭受冤屈的歉意，询问他是否还有什么意见。阎红彦微笑着回答：“这些事情早已经过去了，我没有什么意见。”这段历史，见证了阎红彦的忠诚与坚定，也证明了他在党内的正直与勇气。

在这些风风雨雨的岁月里，阎红彦的坚守和清廉，不仅为他赢得了历史的公正评判，也让他成为了那一代革命者中的不朽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