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真实历史中，还是在民间的演绎中，刘备被视为一个情感丰富且讲究人道的帝王。他的道德感在所有帝王中堪称强烈，尤其是在那些以权谋争的帝王当中，刘备似乎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他不像许多帝王为了江山而不惜亲情、背叛兄弟，而是以兄弟情义为重，甚至愿意为关羽复仇放弃江山。这种说法，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却也带有某些不切实际的成分。成年人的世界并非简单的黑与白，刘备发动夷陵之战并非纯粹出于兄弟情深，而是出于一种无奈的选择，这场战争更像是他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复杂考量之下作出的决定。

刘备的一生并不轻松，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草根帝王。从最初的微不足道、靠着“皇叔”的名号逐渐崛起，到他凭借个人魅力和人际网络建立了蜀汉政权，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与不易。刘备并没有依托强大的家族或背景，他的蜀汉政权是在诸多艰难困苦中建立的。然而，尽管刘备的能力无可否认，他所处的时代依旧是“弱者受害”的残酷现实。蜀汉政权虽然名义上三分天下，但其基础薄弱、起步较晚，因此即使刘备凭借多年努力成功占领一席之地，仍然面临重重困境。

真正属于刘备的巅峰时刻出现在公元219年，这一年，他成功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接近完成了他一生的壮丽目标。这一年，他的政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关羽在荆州的战役中大获全胜，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甚至开始考虑是否迁都。然而，就在刘备和关羽的胜利不断积累时，江湖的阴云却始终未曾散去。无论刘备多么以仁义自许，很多盟友并不真心希望他成功，尤其是孙权，在关键时刻背弃了他，将关羽斩杀，夺取了荆州，几乎让刘备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丢失荆州和失去关羽，对刘备而言几乎意味着一统天下的梦想破灭。没有了荆州这一战略要地，蜀汉的军事力量受到了极大制约，光靠益州那片四塞之地，根本无法与曹魏、东吴匹敌。即使后来的诸葛亮五次北伐，他也只能把最劣的牌打成最好的结果。而且，在孙权背信弃义后，刘备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报复行为，这并非因为他甘心认命，而是因为他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反击。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刘备心有不甘，他也不得不忍耐，直到局势进一步恶化。

随着曹操去世，曹丕继位，刘备的困境更加深重。曹丕一跃而成了新皇，而刘备的政治根基——“刘皇叔”这一身份，也因为曹丕的称帝而遭到堵死。刘备作为大汉皇室的一员，如何继续借助“汉”的名号进行政治操作成了一个难题。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刘备选择了自我辩护，在蜀地大肆宣传汉室已无继承人，自己作为刘皇叔理应承担起汉室大统，于是便在公元221年，公开宣称自己为帝，标榜自己是汉室唯一的正统。

这一做法并不简单，它有效地利用了人们对“汉”品牌的深厚情感，短期内稳定了刘备的统治地位。虽然从法律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刘备的称帝并不完全具备正统性，但他在民众心中却依然是“先主”，蜀汉政权也被称作“季汉”，虽然最终的历史坐标注定了正统会转向北方，刘备和其后的蜀汉政权依旧赢得了部分历史认同。

刘备称帝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发动夷陵之战，为关羽复仇。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许多人认为，从政治角度出发，刘备应该集中力量先对付曹魏，而不是急于复仇孙权。毕竟，曹魏是直接威胁到大汉正统的存在，而东吴的背叛虽然深重，但仍不至于成为眼前的最大敌人。然而，刘备并没有选择顺应赵云等人的建议，他的行为可以说是受到了情感与现实压力的双重驱动。

刘备选择优先向东吴出兵，不仅仅是为了复仇，而是在背负了太多的情感和政治负担后，他只能作出这样一个选择。面对孙权的背叛，刘备感到无比羞辱，而孙权的咄咄逼人使得刘备别无选择。此时，孙权对蜀汉的不断挑衅，使得刘备不得不做出激烈回应。虽然夷陵之战最终失败，刘备也因此损失惨重，但他所做的选择并非完全出于冲动，而是情势所迫。

综上所述，夷陵之战是刘备在众多困难和选择中作出的一个艰难决定，背后隐藏的是复杂的政治和情感考虑。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我们不能仅从结果来批评刘备的决策，而应更全面地理解他在当时困境中的无奈与选择。在历史的车轮下，弱者常常会被迫作出艰难的选择，刘备作为一个身处乱世的草根帝王，他的每一步决策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