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负责经济工作，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之后被誉为“第五号人物”。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他的地位仅次于邓小平，被尊称为“第二号人物”。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人物，陈云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共和国的掌柜”。

在中国的政坛上，邓小平有过“三起三落”的经历，而陈云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和邓小平不同的是，每次的政治风波，陈云都能巧妙地避开，而不至于受到严重波及。

进入1950年代，随着中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然而，由于党和人民急于改变新中国的落后面貌，盲目冒进现象也随之发生。对此，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感到极为警觉。在1953年，财政预算在预期良好的经济形势下被过度乐观估算，多列了30亿元，导致当年的财政赤字达到了30多亿，这使得接下来的经济工作变得十分艰难。

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陈云反复强调要“慢一点、稳一点”，但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冒进现象愈发严重。陈云深知，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必须要稳步推进。于是，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多次提出要“反对冒进”的观点，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支持。然而，尽管陈云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冒进的现象，但这并未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过于急功近的思维方式依然在党内占据一定影响力。

在同年的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直接反驳了陈云的观点，提出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并在闭幕会上强调“打破平衡”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在质疑陈云强调的“经济平衡”。尽管毛主席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倾向于支持“冒进”，但这一矛盾在当时并未引起过多的公开争议。此时，陈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主张反冒进，并且指出“紧张平衡绝不能使平衡破裂”。

然而，到了1957年下半年，毛泽东对陈云的“反冒进”逐渐产生了强烈反感，批评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毛主席曾提出，“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显然这是针对陈云的。此时，陈云深感压力山大。1958年初，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相继召开，陈云因身体原因未参加会议，但会后的情况他很快了解到了。会议中，毛主席将批评的矛头直指陈云和国务院，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先后做了检讨，但陈云在之后的几次大会上虽然作了检讨，却始终保持沉默，他不再公开表态。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陈云再一次因病请假未能出席。陈云当时因心脏病病情加重，已经在大连疗养了半年多。尽管毛泽东曾派人询问陈云的健康情况并希望他能参加会议，陈云最终未能出席。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对会议中的批判声音表示附和，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

1961年，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终于认识到陈云的经济主张是正确的，开始降低各方面的经济指标，这与陈云此前的提议相符。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主要目的是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毛泽东亲自邀请陈云发言，但陈云以“没有把握讲话”为由一再拒绝。这一拒绝并非因为他没有准备，而是陈云在过去两年里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尤其是在钢铁问题上，他不仅与有关人员座谈，还亲自下矿井考察，积累了充分的资料和判断。然而，他并不愿意在会议中随波逐流或让毛主席难堪。多年后，陈云才坦言自己拒绝发言的真正原因是“和稀泥不是我的性格，也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尽管陈云拒绝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演讲，但他在会后立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发言，直言不讳地提出问题，赢得了参会者的高度评价。尽管外界认为陈云终于要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但他很快再度称病未能出席后续重要会议。

这一时期，陈云对邓子恢提出的“分田到户”思想表示关注与支持，但毛泽东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并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自此之后，陈云几乎完全处于病榻之上，未能参与更多的政治事务，直到1976年底才逐步恢复工作。

在沉默了十多年后，陈云再度发声，震动了整个中国政坛。他推动邓小平重新复职，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支持改革开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