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1日，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沙蒙和林杉执导的影片《上甘岭》在全国范围内上映，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部影片深刻地再现了上甘岭战役中我志愿军与敌军之间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而这部影片的诞生，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故事，那就是毛主席在1954年接见的一位特等功臣的影响。

这位英雄便是赵毛臣，后来的《上甘岭》军事顾问。赵毛臣在1947年加入革命，年仅23岁时便在宝丰解放战役中参军，成为中野一名普通战士，参与了洛阳、郑州等地的战斗。在淮海战役期间，他参与了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赵毛臣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成为了连队的指导员。1951年3月，他刚刚结束剿匪任务后，便接到了赴朝参战的命令。

1951年3月，赵毛臣随部队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这场战役的战略目标是削弱联合国军的谈判筹码，尤其是打击敌军以越过“三八线”的企图。在这场战役中，赵毛臣经历了上甘岭战役的极端残酷与惨烈，战斗的激烈程度甚至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上甘岭战役爆发于1952年10月14日，持续至11月25日，历时整整43天。在这43天中，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3.7平方公里的两座山头上展开了惊心动魄的争夺战。这场战役的炮火密度，远远超过了二战时的最高水平。联合国军投入了6万多人，并出动了300多门大炮、上百辆坦克和数千架次飞机，对上甘岭实施了疯狂轰炸。据统计，敌军在战役期间投下了超过190万发炮弹和5000多枚炸弹。如此猛烈的炮火将上甘岭的山头削低了整整两米，导致阵地遭遇了极大的破坏。

在如此惨烈的条件下，赵毛臣所在的四连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仅在10月19日至20日的两天内，四连就成功击退了敌人40多次的进攻。面对源源不断的敌军进攻，赵毛臣主动接手了指挥工作，并果断决定让部队撤入坑道防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赵毛臣带领仅剩下的18名战士死守坑道。敌人不断加大火力轰炸，从10月27日开始，对坑道口进行密集炮击。坑道口曾被炸塌两次，然而赵毛臣依然带领战士们奋力反击，甚至组织了十几次反攻，摧毁了敌军的7个火力点，杀伤敌人近百人。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赵毛臣与战友们坚守了十几天，最终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赵毛臣的英勇事迹代表了无数志愿军战士在上甘岭战役中的顽强抗敌精神。正是由于像赵毛臣这样的指战员和普通战士，才使得这场极其艰苦的战斗最终走向了胜利。1952年12月，赵毛臣被授予特等功，并荣获模范政治指导员和二级战斗英雄称号。1954年9月15日，赵毛臣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向毛主席汇报了上甘岭战役的经过，毛主席听后深受感动，并指示将上甘岭战役拍成电影，以此纪念那些为胜利而牺牲的英雄们，弘扬伟大的上甘岭精神。

长春电影制片厂很快承担了这一任务，沙蒙和林杉组成了导演团队，并邀请曾参与上甘岭战役的赵毛臣担任军事顾问。为了让电影更加真实，导演沙蒙和剧组成员多次前往上甘岭阵地进行实地考察，并采访了上百位亲历过战役的志愿军战士。为了还原战场的真实情境，剧组不仅积累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还在拍摄前做了详细的准备工作。

在拍摄过程中，剧组面临着如何呈现战役的真实问题。起初有提议将影片拍成一部全景式的纪录片，以展现战役的整体情况，但最终由于纪录片难以触动观众的情感，沙蒙决定采用“以小见大”的方式，选择专注于一个坑道和一个连队的战斗，借此展现上甘岭战役的壮烈与英雄精神。

赵毛臣在拍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亲历过上甘岭战役，因此对当时的阵地和战况记忆犹新。在赵毛臣的指导下，剧组在安东附近的地方重建了一个“上甘岭”。然而，电影中重建的坑道与真实战场上的坑道相比，有很大差异。为了拍摄方便，坑道被加宽了，尽管这样做是为了后期拍摄效果，但仍然让赵毛臣的战友们不禁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电影中的坑道与真实战斗中的坑道有很大出入，尤其是电影中的坑道宽敞明亮，而真实坑道极其狭窄、昏暗、潮湿，战士们在其中几乎无法站直。

实际上，坑道战术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采用的一项重要战术，它能够有效减少敌人炮火的伤害。真实的坑道常常狭小得让士兵几乎无法完全站立，而在电影中，坑道的宽度和高度都显得过于宽敞，这让曾亲身经历过这些艰苦条件的老战友们感到不解。尽管如此，这些批评并非针对电影本身，而是对那些英勇牺牲的志愿军战士们深深的怀念和敬意。

《上甘岭》影片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一。尽管其中的种种细节存在差异，但影片所传递的英勇精神和无畏信念，依然深深感动了每一位观众。正如王近山所说，电影的表现无法完全还原战场的惨烈，但它让我们永远铭记那些为胜利而献身的英雄们，他们的精神是永恒的，值得我们世世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