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终于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成功抵达了陕北，找到了一个暂时的落脚点。经过漫长的长征，许多指战员心中充满了如释重负的喜悦，仿佛刚刚经历了生死考验。然而，这短暂的欢乐并没有持续太久，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们很快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因为陕北的贫瘠土地，根本无法养活这么多部队，长征虽然结束，但却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全新的开始。为了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便是开拓外部的空间，但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最初，领导层提出了四个不同的选择，其中以林总提出的“南下”最为引人注目，但他和毛主席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林总的观点究竟是什么？毛主席又是如何说服他的呢？

当时的陕北经济状况确实非常严峻，粮食生产不足，贸易不发达，工业几乎为零，人口也十分稀少。红军刚到时，连过冬的物资都匮乏，粮食储备更是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不得不向陕北红军和红25军组成的十五军团借款2500元。当徐海东军团长看到毛主席的欠条时，立即找来军团供给部长查国桢询问财务状况。查国桢回答：“还有7000大洋，但要保证军团过冬，还差3000。”徐海东却毫不犹豫地说道：“我们留2000，其余5000全部送到中央。”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徐海东的高风亮节，也反映出当时陕北经济的困窘。一个军团要过冬需要10000大洋，而整个红军的物资补给几乎完全依赖外部支援。显然，生存与发展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经过激烈讨论，领导们很快否决了向北进军的计划，因为陕北以北是荒漠地带，环境极其恶劣，人口稀少，要在那片土地上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几乎不可能。同时，向西的方案也遭遇了障碍，那里有着大量回民聚集区，宗教和语言的差异使得红军很难有效推动群众工作。因此，最终只剩下向东或向南两个选择。历史告诉我们，红军后来确实展开了东征，但实际上，当时支持向东的主力只有毛主席，而其他领导人并不看好这个方案。

李德曾回忆道，支持毛泽东意见的人不多，除了曾在遵义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过冲突的团中央书记凯丰，还有刚刚从苏联回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其余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张闻天、彭德怀、林彪等人都不同意向东。大家的主要顾虑有两个：一方面，红军的实力相较于阎锡山部队差得太远，红军当时只有约一万多人，且近一半是新兵和俘虏，进攻阎锡山的军队无疑风险极大；另一方面，阎锡山得知红军已到陕北后，迅速在黄河东岸的多个县修筑了防线，设下了重重关卡，红军若试图渡河，必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林彪则坚持主张向南进军，他认为陕南较为富裕，可以依托秦岭开展游击战，解决粮食问题。为此，他甚至写信给毛主席，表示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南下，并且愿意为此接受处分。

林彪为何如此急切地想南下呢？其实原因很简单——陕南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且敌人相对较弱。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在陕南已经站稳了脚跟，红军若进入，完全有可能生存下来。而且，中央红军的干部数量较多，若在陕北堆积过多，必然造成组织臃肿，分散开来有利于壮大力量。林彪的信中提到，他已数次请求军委批准，但始终未得到回应，因此他决定将南下的计划公之于众，希望毛主席能理解。

毛主席在接到林彪的信后，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并就战略方向进行了深刻讨论。最终，毛主席说服了其他领导人，并且提出了向东的战略方向。他详细分析了各个方向的利弊，首先排除了向西和向北的选择。向西的长征路线虽已走过，但那里人烟稀少，沙漠戈壁阻挡着发展的步伐；向北虽敌人较少，但也是荒原，资源匮乏，根本无法立足。向南，则靠近西安，是敌人集中的重镇，不宜轻举妄动。唯有向东，才是最为合理的选择。

毛主席指出，向东不仅能配合抗日战争，强化民族大义，还能推动华北的抗日运动。同时，山西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有助于红军补充物资，扩大力量。只要成功守住渡口，红军便能稳妥进退，确保根据地的安全。毛主席的分析条理清晰，眼光独到，最终赢得了大家的支持，林彪也无力反驳，决定开始准备东征。

从此，红军展开了艰苦的东征，而这一步，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主席的战略眼光和决策能力，成为了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