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在大同经过长时间围困后，最终迎来了和平解放。这时，作为前线负责人之一的王平，前往华北军区司令部向上级汇报工作。正巧，他遇到了四野的政委罗荣桓。在一番交谈之后，罗荣桓提出希望王平能够加入四野，担任兵团政委。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或许就相当于“挖墙脚”了。

虽然平津战役已经结束，华北地区的战事暂时平息，但地方的各项工作依然繁忙。很多人可能会疑惑，四野兵力雄厚，是否还能缺少一个合适的政工将领来担任兵团政委呢？然而，罗荣桓之所以选中王平，显然并非偶然。王平不仅有丰富的政工经验，而且曾在多个重要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他在晋察冀的工作经历，以及在地方军区的管理和指挥，都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王平的军事生涯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时期，那时他就在红三军任职，后来随军到达陕北，并被派往陕北红军担任职务。抗战爆发后，王平成为了最早一批被派往晋察冀敌后展开工作的干部。与罗荣桓的交情也早已有了根基。在抗战初期，王平独自前往晋察冀开展工作，罗荣桓作为115师政治部主任，也在当地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由于王平需要骨干力量协助，罗荣桓抽调了几十名干部来支持他。当罗荣桓奉命离开时，他希望这些干部能够随即归队，但王平最终没有按计划将他们送回，而是选择留下这些宝贵的干部，因为晋察冀的干部本就严重缺乏。从那时起，王平便一直扎根在晋察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

在晋察冀军区成立后，王平被任命为军分区政委、二级军区政委等职务。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也在多个地方军区担任政委、司令等职务，主要负责发展和巩固根据地，为主力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并协助主力作战。例如，在清风店战役中，王平奉命从阜平赶往前线，他利用地方部队的力量有效拖延了敌军的进攻，为主力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948年，随着大同周围的地区逐步被解放，四野采取了“围而不打”的策略。大同地区内有大量的历史文物，如果直接进攻，势必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四野选择通过政治手段，瓦解敌人的内部力量，最终实现了大同的和平解放。在这一过程中，王平的政治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示出他完全具备担任兵团级职务的能力和资历。

然而，实际上，四野在改编后，已经设立了四个兵团，兵团领导的职位也基本已经确定。尽管如此，罗荣桓依然希望王平能够担任13兵团的政委，因为原政委肖华要去参加国际会议。这时正好是四野南下解放中南的关键时刻，部队急需干部补充，而华北军区的萧克和赵尔陆等人也被调往南方。考虑到这一形势，王平可能会担任兵团政委。然而，最终聂荣臻并没有同意王平南下，原因很简单——平津战役后的华北军区虽然没有大规模战斗，但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处理，包括剿匪和土改等任务，因此干部的调动受到限制。

1952年，王平在军队评级时被评为副兵团级。从他的资历和职务来看，按理说应该被评为正兵团级。然而，军队的评级不仅仅依赖于资历和职务，还需要考虑战绩。由于王平长期在地方部队工作，虽然他在多个重要战役中贡献突出，但与经常在前线指挥的军区政委相比，战绩相对较为有限。像韦国清、莫文骅、李天焕等人，尽管曾担任兵团政委，也在评定时被列为副兵团级。

如果王平当初调入四野，担任兵团政委，或许在后来评级上并不会有太大差别。四野在南下作战的过程中，虽有几个大规模战役，如衡宝战役，但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较小规模的战斗任务。13兵团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广西，这样的任务对王平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最终，莫文骅被调到13兵团担任政委，也说明了当时兵团领导的调动是非常灵活的。

新中国成立后，王平被调到抗美援朝的战场，在战争后期，他担任了兵团政委、志愿军副政委等职务，继续为国家的胜利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