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与国民党内的右派力量、国内的大资本家、以及英国和美国等外国势力联合，利用上海的青红帮分子作为工具，展开了一场反革命的政变。这场政变让原本握有兵权的蒋介石不再掩饰其野心，他利用这一时机，一举拿下了大量的权力。与此同时，陈独秀对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抱有幻想，无法及时觉察到蒋的真正意图。尽管名义上掌管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也因为蒋介石手中的军队而显得十分谨慎，他并没有对蒋介石的权力扩张作出有效的防范。这使得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以及一批进步工人陷入了惨烈的屠杀，上海街头血流成河。

在政变前，蒋介石控制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在南昌和九江等地与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之间发生了多次冲突。尤其是3月23日，蒋介石指使手下流氓对安徽省、安庆市以及怀宁县的国民党党部和省总工会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一事件被称为“3.23”事件。实际上，蒋介石早已暴露出背叛革命的意图，而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的力量，虽然比蒋介石更为强大，但由于领导层的软弱和内部矛盾，蒋介石的反动行为并未受到有效抵制。更为令人痛心的是，陈独秀的软弱态度和汪精卫的自私行为，使得国民政府内部沦为一盘散沙。甚至有一些本准备从广州前往武汉的国民政府官员，被蒋介石明目张胆地扣押在南昌，武汉政府对此竟然无能为力。 事实上，国民革命军内部也有许多反对蒋介石的力量，诸如控制两湖的唐生智，割据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倾向革命的程潜等人。然而，他们都因惧怕蒋介石的强大势力而选择保持沉默，不敢出头与蒋介石正面冲突，结果使得其他力量在这场斗争中获得了可乘之机。此时，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在3月下旬召开了第二届三中全会，宣布解除蒋介石的职务，并任命仍在国外的汪精卫为新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然而，蒋介石并没有束手就擒，他在南昌公开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宣称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了代表国民党的资格，自己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继承人。

如果汪精卫此时能果断采取行动，宣布出兵讨伐蒋介石，且规定消灭蒋介石的人将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中的各路军头势必会响应号召，蒋介石即使拥有再大的能力，也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但令人惋惜的是，汪精卫未能及时行动，武汉政府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无所作为，而汪精卫的态度暧昧不明，导致了人心的离散，国家的力量陷入了崩溃的边缘。随着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的成功，武汉的国民政府一度陷入了极度震惊的状态，认为蒋介石的背叛是对党和革命的极大背离。 4月18日，国民党中央作出了决定，宣布将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撤销他所担任的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大洋捉拿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对于这一决定根本不以为然，他依然拥有强大的军队与势力，所谓的“通缉令”对他并没有实际的威胁。更令人费解的是，蒋介石的亲属宋子文，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竟然支持将妹夫蒋介石开除出党，这一行为堪称“家族利益大义灭亲”的极端示范。 蒋介石成为第一个享受被悬赏二十五万大洋通缉待遇的国民党成员。即便后来他悬赏通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他开出的赏金也远未达到这一级别。虽然蒋介石随后在南京自立“国民政府”，并自封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他的国民党党籍始终没有恢复。或许是国民党内部早已遗忘了这件事，又或许是蒋介石认为，既然掌握了党内最高权力，是否是党员已无所谓。

更为荒诞的是，蒋介石不仅是国民政府的核心领导，甚至在共产国际也担任了中央执委会常委这一高职。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苏联为了拉拢国民党，特地为国民党成员加入共产国际提供了便利。而在1926年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蒋介石被选为共产国际名誉常委，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地位如此之高的中国人。这一事实使得后来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如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都不得不仰视蒋介石的政治地位。

然而，随着“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中国分支的瘫痪，蒋介石的中执委身份并未受到威胁，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蒋介石依然保持着这一名誉职位。而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通过掌握军队与政权，逐步完成了从党内被开除到最终逆袭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全过程。至1939年1月1日，汪精卫投靠日本，成为历史上的汉奸，蒋介石终于在国民党内部完成了对汪精卫的彻底逆袭，将其党籍开除。

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凸显了蒋介石的政治智慧，也揭示了国民党内部的复杂性与权力斗争。蒋介石通过不断的政治手段和权谋斗争，最终掌握了党内最高权力，成为国民政府的实际掌舵人，直到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