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伪满宣传画

一、“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地位

日本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建立了伪满洲国政府，从此中国东北开始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消除中国人民的民族仇恨和反抗意识，稳固殖民地的统治，达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便制造舆论，大肆宣传日本民族也是中国东北的原有民族，是“满洲国”的五个主要民族之一。为了使这一谬论合法化，便将其塞进了1932年3月1日的《满洲建国宣言》。《满洲建国宣言》宣称，“满洲国”的“原有民族”有“汉族、满族、蒙族及日本朝鲜各民族”，而且“在新国家领土之内居住者”，不论民族如何，“皆无种族之歧视，尊卑之分别”。并进而提出了“民族协和”的建国思想，亦称日、鲜、满、汉、蒙“五族协和”，以此来欺骗和麻痹中国人民。

关于“民族协和”的思想理论，“满洲青年联盟”曾在提案和决议中先后两次提出，要“在满洲实现各民族协和”。1936年9月18日，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名义，发表了《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提出“满洲国的政治特质”是“实现民族协和”。“满洲”建国之精神既是“民族协和”，而“作为建国精神的民族协和”，则是“使各族共存共荣、万流归宗于新国家的革新思想”。

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将侵入我国东北的日本民族公然宣称为“原有民族”，并高唱所谓的“民族协和”，“皆无种族之歧视，尊卑之分别”，共同建设“王道乐土”的新国家。但这一“民族协和”的先决条件必须以日本民族为“核心”，因为“满洲国”的建立是“一君万民的日本国体的开拓”，“是日本皇道精神的发展”，“不是满洲民族的旧业复兴”。所以，“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是当然的“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和“天生的指导者”。

日本殖民主义者认为，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为了永远巩固满洲国的国家基础”，也“必须要有日本国和日本人协助”。居住在“满洲国”的民族有十几个，但主要为日本民族、朝鲜民族、满洲民族、汉民族、蒙古民族，而“在五族之中有力量”把“满洲国”“建成为近代国家的，在目前来说，除了日本人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民族”。其原因是，“朝鲜民族，窃盗成性，好逸恶劳，好说大话，好谈政治”；“满洲民族居住在满洲的为数已不多”，“他们多被汉族同化了”；“蒙古是一个半开化的民族，性悍野，贪便宜”；“回民族文化较低”。汉民族的“文化程度”虽“较高”，但“我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文明高于他族，现在的科学技术知识远非汉族所能及”。而中国的各民族又是“从来只知道有社会而不知道有国家的民族”。日本民族却不同，日本民族“内部具有优秀的素质和卓越的实力，外部以谦虚的态度与其他民族交往，处于不持有任何特权的平等态度境地，不愧俯仰天地，不违背道义，指导启蒙其他民族”。所以，“满洲国”政府要大力“欢迎日本人移住到满洲国境内”，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方便条件，使其与原有各族同样享受土地所有权和公法与私法上的各种权利”。“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实现“王道乐土”。

△ 伪满宣传画，图中五人从左至右分别代表汉族、朝鲜族、满族、蒙古族、日本族。

“满洲国的理想必须和日本一致，满洲国构成要素之一的满洲人民必须包含多数的日本帝国国民”，“必须有相当多数的日本人进入满洲国社会的各个部门，成为满洲国的真正核心”。使日本民族牢牢地“扎根于满洲的土地上，以他们为核心收到民族协和之实。对外则充实国防，而内部则谋求国内产业开发，文化之向上，以此达到日满两国的实质性的亲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要永远强化下去”。对此，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曾一再强调，日本民族“要以优秀的天资成为满洲国家的构成要素，存在于官民之间的一切角落”。

1939年，伪满洲国治安部高级军事顾问花谷正在沈阳伪训练学校视察时，对伪训练学校的全体军官进行训话，他声色俱厉地说：“‘满洲人’把自己当成主人，把日本人当成客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满洲的日本人不是客人，是地地道道的满洲的主人。谁不承认这一点，就可以请他自便，另投地方，不能容许这种人存在于满洲的土地上。”日本殖民主义者把自己当成了“地地道道的满洲的主人”，中国人必须听从日本人的摆布，服从日本人的统治。

日本殖民主义者表面上高喊“民族协和”，“共存共荣”，但实际上背地里大搞民族离间，鄙视日本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在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发给伪满洲国荐任级(相当于军人校级)以上的日本人官吏的《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中，要求日本人官吏在各民族间进行拉拢、利用和挑拨，制造民族矛盾，以便利于控制。认为朝鲜民族与“汉民族既有血缘又有宿仇，可利用它、怀柔它，化为‘皇民’，只可使其与汉族疏远不可与汉族亲密。汉鲜两民族有冲突时，同等是非，要扬鲜抑汉；朝鲜人理曲时要使鲜汉人同期曲直”。“汉满之间还存在着历史的仇恨，要促醒满族不要忘记这个仇恨，才能为我利用”。蒙古民族“与外蒙有亲戚血缘的关系，容易与赤俄发生关系，特别要提高警惕。发现异端分子严惩不贷”。“对于汉族要特别提高警惕”，“我们日本人是否能够征服亚洲称雄世界，在于是否能够征服中国，如何把握汉族”。“对于汉族的手段方法，在原则上当然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而在运动上要慎重研究妥善处理”。这就是伪满洲国“核心”民族的无“种族之见”的“道德仁爱”之举。

日本民族在伪满洲国不论是要成为民族的“核心”也好，还是要做伪满洲国的“主人”也罢，就是要将日本民族凌驾在中国各民族之上，使中国人永远受日本人的摆布，听从日本人的驱使，做日本人的奴隶，使“满洲国”成为“一君万民的日本国体的开拓”。

二、政治权力的统治地位

日本殖民主义者认为，“满蒙无论从国防、经济、思想，以及其他各方面来说，都是皇国日本的生命线”，“满蒙”的“利益如不能得到确保，则帝国之安全亦将难保”。那么，日本在“满蒙”的利益如何才能得到确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牢牢地控制“满洲国”政权。如何控制“满洲国”政权？在1932年3月12日日本内阁通过的《满蒙新国家成立后对外关系处理要纲》指出，“为了在外交上和内政上掌握实权，最初应尽可能使之采用日本人作为官吏或顾问，并逐步地加以充实”。在同一天日本内阁通过的《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又指出，在伪满洲国内，“特别要使日本人成为领导骨干”。同时，“为了贯彻帝国有关满蒙政策，必须迅速设置统制机关”。

但是，任用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政权机构中担任官吏的权力，不是伪满洲国的皇帝，而是关东军司令官。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1932年3月10日与溥仪的秘密换文中规定，“满洲国参议府参议、中央及地方各级官署之官吏要任用日本人，其人选，委托关东军司令官推荐，解职亦需与关东军司令官协商取得其同意”。

△ 本庄繁（1876一1945），日本甲级战犯。1931年任关东军司令官，同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指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在东北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和长期的掠夺。1945年日本战败后作为甲级战犯被捕，后自杀而亡。

1932年6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为加强日本对伪满洲国的统治，特制定了《指导满洲国要纲(草案)》。“要纲”提出，“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同时还要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置驻满政治指导机关，由关东军司令官担任对满洲国政府的指导”。“关东军司令官仍然保留关于满洲国日系高级人事的决定权”。日本政府“对于满洲国政府的要求事项，一切均由帝国政府通知关东军司令官(驻满全权大使)，通知满洲国使之付诸实施”。

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根据《指导满洲国要纲(草案)》的主要内容，制定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方针要纲”在谈到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指导和统治时强调指出，“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系官吏实际进行”。“为便于其统治，使之维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体制。”

伪满洲国的最高统治者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司令官通过伪满国务院的总务厅对伪满洲国实施“内部统辖”。日本关东军为有效地控制伪满政府政权，还专门设立了第四课，向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直接传达关东军司令官的旨意，听取总务厅的汇报。伪满洲国政权是在日本“军部掌握下推行总务厅中心主义”，总务厅便成为日本控制伪满政权的中枢机关：

满洲国的政治形式，既不是像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也不是像欧美各国的民主立宪制。因此满洲国政府的组织，不采取责任内阁制，各部大臣都是国务大臣；而是采取责任总理制，各部大臣只是各部的事务长官，只有总务长官才是实际的国务大臣，与国务总理共同对满洲国皇帝和关东军司令官负责。

根据伪满洲国《国务院官制》的规定，总务厅只不过是一个伪国务院总理的幕僚机关，负责处理伪国务总理的“机密人事、主计及需用的有关事项”。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汉奸的伪国务总理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总务厅长官的指使。伪国务院各部之下又设总务司，司长也必须要由日本人担任。在地方政府中也相应设日本人监督机构和人员，省公署设总务厅，县旗公署设参事官，省公署的总务厅长官和县旗公署的参事官均由日本人担任。

总务厅每周二召开一次会议，也称“火曜会”，研讨伪满洲国的各项重大事宜，制定伪满洲国的各项重大决策。会议由日本人总务厅长官主持，参加者有各部次长、总务厅次长、警务总局长、兴安局参与官和总务厅各局、处、部长，也都是日本人。有特别重大要事时，关东军第四课课长也出席会议。各重大事项和决策决定之后，再拿到伪国务院会议和参议府举手通过。有些紧急事项和重大决策，就连过场也不走，汉奸大臣们不得而知，直接付诸实施。

1937年，日本为了稳定后方，对伪满洲国政权进行了机构调整，将各部总务司撤销，改设“官房”，与此同时，还在伪国务院各部配置日本人次长。各省的总务厅和县旗的参事官撤销，总务厅长改为省公署次长，县旗公署的参事官改为副县长。在“伪满中央机关的要害部门，重要省市县的正职干脆由日本人直接担任，如中央的总务、审计等机构，伪安东、抚顺、鞍山、本溪、阜新、四平、公主岭、间岛、牡丹江、满洲里、海拉尔、珲春、绥阳、虎林、饶河、鸡宁、东宁、西林、穆棱、瑷珲、孙吴等省市县”。

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充任官吏，并“不是像外国顾问那样的做客性质，而是主权的行使者。凡事须通过日本人的负责官员，尤其关于重要事情须通过关东军的允许或同意，才能决定与实施”。日本人官吏对于中国人的上级，他们虽然表现的“相当的礼貌”，“关于重要的政策法令的决定与执行，形式上须经过他们的同意，例如国务院会议通过或其他签名盖章等手续。如果始终得不到他们的同意时，只好由日本人负责官员决定、执行，或请示关东军”。因此，日系官吏就是在部、省、县旗公署中担任副职的，也同样控制和掌管着各部和地方上的实际权利，对汉奸的部长、省长、县长可以随时发号施令，汉奸们也只有俯首帖耳，惟命是从。

伴随着日本对伪满洲国统治的加强，统治机构不断扩大，日本人官吏的比例也不断增加。伪满洲国建国之初，“伪满中央政府的官吏为六百人，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日本人官吏，而一些重要部门日、汉官吏的比例是，总务厅、国都建设局为七比三，财政部、实业部为六比四，民政部、文教部为三比七。到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人官吏已增加到三千人，如果再加上所谓准官吏，则达六千人，在中央一级伪机构中，日、中官吏的比率已超过一比一，像国道局这样的机关，日本人官吏达百分之九十”。

不仅如此，日本对伪满军队更是严加控制，层层安插日本人军官。伪满国务院设有军事部，军事部统辖各军管区。“军事部设军事大臣，各军管区设军管区司令官”。“这是伪满军表面上的组织形式，实际上伪满军完全处在日本关东军内外双层控制之下”。“在伪军事部、伪军管区司令部和各伪军管区的教导队中，都设有日本顾问部，在各团设有日本军事教官，各营各连各排都配置有日系军官。顾问、军事教官、日系军官都是日本人，伪满军的实际指挥权，都操纵在这些人手里”。“顾问是日本现役军官，乃由日本关东军派来的。军事教官是日本的退伍军官，由顾问部采用的。日系军官是日本的‘干部候补生’出身的预备役少尉或退伍下士官，到伪满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而任伪满军官的”。

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军队中任职，“最初时期，如伪军管区司令官、团长、营长等职务，还由中国人担任”，但要“配置日本人的参谋长；中国人的团长，要配置日本人的团副；中国人的营长要配置日本人的营副”。“后来，连这种表面上的形式也不顾了，直接由日系军官当了伪军管区的司令官或团长等职务”。

日本关东军对伪满溥仪的操纵和控制格外严密，主要是采取在溥仪身边设立“常驻代表”的形式进行监控，1940年改称为“帝室御用挂”。在伪满14年中，关东军相继派遣了上角利一、中岛比多吉、石凡志都磨、吉冈安直等人作为“常驻代表”和“帝室御用挂”，其中吉冈安直的时间最长，从1934年至1945年长达11年之久，溥仪完全失去了权利和人身自由。正像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所说：“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语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就是诏书和敕语的起草，以及“御玺”的加盖也都由日本人包办。在伪皇宫中，除了“帝室御用挂”之外，还有日本宪兵和在宫内府中任职的日本人官吏。整个宫内府中“职员共约七百人，其中十分之一为日本人。日本人的比例虽然小，但从宫内府次长、课长，都有日本人占据”。

总之，伪满洲国表面看起来是独立的国家，但实际上不论从皇帝到国务总理、各部大臣以及地方政府官员都要听从日本人的摆布，中国人官员只是一个摆设，毫无权力可言，如有不满和反抗者，就会被立即撤职或查办。郑孝胥在任伪总理时，曾婉转地说：“‘满洲国’是个小孩，需要日本抱着走，但是，这个小孩逐渐长大了，就可以逐渐脱离怀抱了。”关东军得知后，立即“把郑撤职了”。在伪满洲国，溥仪只是一个儿皇帝，伪国务总理也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招牌；而关东军司令官和各级政府的日本人官吏才是伪满洲国真正的统治者和决策者。

△ 溥仪与吉冈安直

三、经济待遇的优厚地位

日本民族在伪满洲国不仅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而且在经济待遇和生活条件上也远远高于中国人。据《满洲经济年报》对东北主要城市的日本和中国工人的日收入调查数据表明，在同一座城市中，日本和中国工人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如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主要城市日、中工人日收入，大连日本工人为3.19元，中国工人为0.86元；奉天日本工人为3.03元，中国工人为0.90元；安东日本工人为2.87元，中国工人为0.90元；长春日本工人为2.96元，中国工人为0.70元。在大连，日本工人的日工资是中国工人日工资的3.7倍，在奉天是3.36倍，在安东是3.19倍，在长春是4.2倍。在中国东北，“日满人劳动者的工资比率虽因汇率的变动、供给关系的差异、劳动者的素质、调查时期的差异而发生变化，但大体上还是相当于四比一以至三比一之间”。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中两国工人的工资差距更为明显。

以昭和制铁所工人为例，1939年昭和制铁所日本人制钢工的日收入最高为4.50元，最低为1.80元，平均为2.28元。中国人制钢工日收入最高为0.81元，最低为0.54元，平均为0.61元。日本人制钢工的最高收入是中国人制钢工最高收入的5.6倍，日本人制钢工的最低收入是中国人制钢工最低收入的3.33倍。

工厂中的职员，日本人和中国人职员工资待遇虽然比工人的工资差距较小，但也在3倍左右。仍以昭和制钢所为例，1939年昭和制铁所职员工资待遇，日本人职员月收入146.35元，准职员月收入118.93元，雇员月收入88.95元。中国人职员月收入104.42元，准职员月收入41.45元，雇员月收入24.20元。日本人职员、准职员、雇员的平均月收入为118.08元，是中国人职员、准职员、雇员平均月收入的2.08倍。而日本人雇员的月收入是中国人雇员月收入的3.68倍。但能享受职员待遇的基本上都是日本人，中国人寥寥无几。

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官吏和中国人官吏的工资待遇相差更大，在同一级别的官吏中，“日系官吏工资是‘满’系官吏的3—11倍”。他们不仅享受高薪金而且还享有“减免税、双重补贴等等优厚待遇”。在伪满洲国的军队中，日本人军官和中国人军官的待遇也完全不同，“不但日系军官要吃大米，满系军官只能吃高粱米之外，同一阶级的薪俸，日系军官也和满系军官大有悬殊”。

农民也是如此，日本农民每户占有土地达几十町步(1町步=99.2公亩)之多，而中国农民绝大多数没有土地。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为长期霸占中国东北，便打着“促进满洲国产业的开发及文化之进步”，“实现日满共同昌盛”的幌子，先后向中国东北实施了“武装移民”、“百万户移民”、“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等移民侵略形式，以此来增加日本民族在中国东北的人口，壮大日本民族在华实力。这些日本移民在日本国内因贫困而移民中国东北，到了中国东北后，一夜之间便变成了拥有数百亩土地的大地主。

△ 在伪满充任农民的日本开拓团成员

日本计划在伪满洲国实施掠夺移民用地，耕地1 000万町步，放牧、采草地500万町步，合计1 500万町步。但实际上到1941年初，日本通过各移民机构，采取“收买”和无条件“征用”等手段，就已掠夺移民用地达2 002.6万公顷，是日本国内耕地面积的3.7倍。

日本计划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到1956年入殖百万户500万人，预计这一时期中国东北人口将达到5 000万人，但占中国东北人口十分之一的日本人，其耕地面积却占半数以上。到日本投降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共掠夺移民用地高达“三千九百多万垧，三亿九千多万亩”。而到日本投降前，日本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30余万人，移民“直接占地二百二十八万一千五百多垧”，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约7垧以上，每个家庭约拥有土地30余垧。如此大面积的耕地，仅靠夫妇二人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经营是不可能完成的，于是他们便雇佣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为其耕种，自己坐收其成，成为中国土地上“新兴”的剥削和压榨中国人民的异族地主阶级。

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中国人强制实施“粮谷出荷”和“粮食配给”制度，以补充日本国内的粮食不足和战争的供给。伪满洲国初期，日本对中国东北农产品的获取主要是通过商业贸易手段。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开始对农产品采取垄断的“统制”政策，实行“粮谷出荷”，强迫农民出售，如有违抗严加治罪。粮食“出荷”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1943年粮食年总产量为19 418 779吨，“出荷”7 878 712吨；1944年粮食年总产量为19 287 348吨，“出荷”8 791 700吨。并逐年增长，1943年“出荷”粮占粮食总产量的40.6%，1944年竟增加到45.6%。

伴随着“粮谷出荷”量的增加，伪满洲国的粮食严重不足，对口粮的供给开始控制，实行粮食“配给”制。“每户凭配给通帐(即小本子)领粮食及生活日用品。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配给有很大差别。日本人的通帐叫做大米通帐，凭它可以领到大米，还能领生活必需品”。“中国人任处长以上伪官吏者，可以领到部分大米，叫做特别配给。普通中国人通帐是以高粱为主，没有大米，食油和日用品也比日本人少，根本没有保证。后来粮食紧张了，就配给豆饼、橡子面、发霉的玉米等作为中国人的主食。粮食配给的数量，由17公斤减少到11公斤”。中国人普通百姓不仅不“配给”大米，就是买大米吃也不可以，“买大米吃就是经济犯”。到伪满洲国后期，“就是粗粮也不准买，买粮吃就是经济犯。由于实行配给，领不到粮食而饿死人的事经常发生”。

对此，日本殖民主义者辩解说：“日本人和‘满洲人’(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同。日本人高，‘满洲人’低。因此日本人的薪俸要高于‘满洲人’”。“日本人和‘满洲人’的工作能力不同。日本人的工作能力高，‘满洲人’的工作能力低，日本人做主要或重要的工作，而‘满洲人’做不重要或甚至没做什么工作。因此，从按劳付酬来说，日本人也应高于‘满洲人’”。“日本人在外国，‘满洲人’是在自己的国土之内，在国外的薪俸当然要高于在国内的薪俸”。当他们为政治目的所需要的时候，便大肆制造舆论，宣传日本民族也是中国东北的“原有民族”，“皆无种族之歧视，尊卑之分别”，“享平等之待遇”。当涉及经济待遇时，便强调日本人生活水平高，中国人生活水平低，日本人在外国，中国人在国内，有差距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这完全是强盗的逻辑，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行为辩护。

（节选自《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