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六月初三的上午，李渊将李世民召入宫中，递给他一份来自太史令傅奕的天文报告。报告中提到，太白金星出现在长安的上空，暗示着秦王李世民可能会夺取天下。李世民听后，满脸愁容，眼泪滚滚而下，他激动地说道：“这一切都是李建成在陷害我，他故意想替窦建德和王世充复仇。他因为在后宫行为不端，被我捉住了把柄，因此恶意栽赃我。”李渊听后惊讶不已，问道：“竟有此事？明日你们在庭上当面对质。”

回到秦王府后，李世民立刻召集了嫡系成员商量对策。身边只剩下长孙无忌和尉迟恭，其他如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因出外任职已经在路上。李世民派尉迟恭赶忙将他们召回，等到他们回来时，已经是晚上。大家讨论了许久，却依然没有合适的对策。李世民灵机一动，打算通过卜卦来决策，但正当他准备烧乌龟壳时，张公瑾突然闯入，怒斥道：“都到了这般紧要关头，你还在搞这些封建迷信！迷信害人不浅，快点想想有没有更实际的办法。”

无奈之下，李世民决定向李靖和徐世勣征求意见。这两位将领一贯聪明果断，但他们却明确表示，自己不想卷入李世民和李建成兄弟之间的家务事。李世民听后心中如释重负。因为在当时的大唐帝国，真正能与李建成抗衡的力量不多，除李靖、李孝恭外，最具威胁的便是李世民自己。而李孝恭早已被李渊剥夺了兵权，处于闲置状态，李世民所忌惮的也只有李靖和徐世勣。现在，二人都选择中立，无疑让李世民松了一口气。

在那个时代，朝廷的大多数官员和士兵，都看好李建成，认为他会继位成功，李世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对手。大多数人都认为，李建成必定能获得最终胜利，李世民不过是秋后的蚂蚱，跳不多久。也正因为如此，李世民成功发动政变后，称赞李靖和徐世勣是“纯臣”。“纯臣”这一概念源自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仁明》：“盖明见事体，不溺近情，遂为纯臣。”意思是说，真正的忠臣能明辨大义，顾全大局，而非凭借私人情感行事。李靖和徐世勣虽然与李世民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但在国家大事面前，他们毫不动摇，拒绝参与这场权力斗争。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世民决定制定玄武门兵变的计划，计划中的关键就是在玄武门内事先埋伏一些武功高强的精锐，等到李建成和李元吉第二天进门时，一举格杀。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半夜进入玄武门，因为玄武门作为长安的城门，到了规定的时间便会关闭，无法轻易打开。若无法在夜间进入，整个计划将无法实施。

此时，李世民决定启用几年前安插在李建成身边的线人——常何。常何原本在瓦岗军中，与李密一同作战，后因李密战败而投降王世充。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常何发现王世充不靠谱，最终带领手下投奔李世民。李世民打下洛阳后，常何也被召入宫中，李渊非常欣赏他，并派他担任李建成的贴身保镖。当李建成征讨刘黑闼时，常何表现勇猛，战功显赫，李渊便将他任命为“监门卫左右翊中郎将”，负责长安城门的安检工作。这些监门卫一共四十多人，轮流值班，而当天晚上，恰好轮到常何值班。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李世民与长孙无忌、尉迟恭、侯君集、张公谨等十余人提前潜入玄武门进行埋伏。第二天上午，李建成和李元吉如期进入了他们的埋伏范围，最终李建成被李世民一箭穿心。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常何在此次事件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功劳不可小觑。

兵变成功后，常何被封为三百石，爵位封为开国男。尽管他的封赏远低于长孙无忌、尉迟恭、程咬金等人，但他依然获得了重赏。部分史学家认为常何在此次事件中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认为他的功劳微不足道。然而，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常何的爵位和封赏，当然不仅仅取决于他在此次事件中的直接贡献，更多的是与政治氛围、功劳相对的综合评估。而实际上，他的最大贡献便是成功地让李世民得以进入玄武门。没有他的协助，李世民即便在洛阳等待，也只能选择逃跑或等待死亡，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发动这场兵变。

总之，李世民的成功不仅仅依靠自身的努力，运气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凭借机遇抓住了关键时刻，最终成功完成了玄武门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