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载光阴流转，新窑子村家庭户从58户增长到116户，人口从236人增长至348人，人均年收入从200元跃升至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元不等。从黑白胶片到彩色数码，新窑子村那些沉淀在黄土地里的记忆，如何被记录下来？

本期，拍者君请到了摄影师黑明，和我们讲述新窑子村的变与不变。

拍者：记录新窑子村30年来，从最初可能的“外来者”“闯入者”到如今被视为“老朋友”，您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黑明：1996年我刚去的时候，全村人都把我当成了香港派来的特务，在新窑子村待久了，他们再也不拿我当坏人，每逢过年过节，村里人都会叫我去吃饭，我也会给每家每户认认真真地拍一张全家福。那时我拍的都是黑白照，但村里人都喜欢彩照，当我得知有些婆姨女子在背后议论说我不会拍彩照的时候，为了弥补村民的遗憾，我特意买了一台一次成像的照相机给他们拍彩照，而且当时便可将照片送给他们，使得他们认为我终于学会了拍彩照。再后来，无论他们躺在炕上，还是钻进被窝，我怎么拍都没人干涉，甚至完全不在乎我的存在，使我的拍摄更加随意，照片更加生动，更加自然。

白整荣李延梅夫妇。1999年摄

王宁刚房志珍夫妇带着儿子王帅和王佳丽正在堂子梁春播。1996年摄

白海生夫妇在自家窑洞里。

高斌李春丽夫妇和儿子高强、高刚。1997年摄

拍者：从1996年到2003年，是您记录新窑子村的第一阶段；2004年到2025年，是记录的第二阶段。这样的阶段是如何划分的？开始第二阶段的拍摄，是发现了什么新的视角？还是感到有“未尽之言”？

黑明：原本想用纪实摄影的方式，记录新窑子村的十年发展史，但在拍摄到第八年的时候，赶上了建村100年，于是2004年出版了《100年的新窑子》摄影集。

当时影集虽然出版了，但我并没有放弃对新窑子村的关注，也没有刻意地划分拍摄阶段。三十年来，我一直都是自然而然地出入新窑子村，享受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拍摄。

白宝荣。1997年摄

白宝荣，1994年7月29日生于新窑子，汽车销售员。 2025年摄

白整风、郭为生夫妇和儿子白小龙、女儿白莲花。1998年摄

白莲花，1987年1月4日生于新窑子，美术教师。

房园。1998年摄

房园，1993年2月26日生于新窑子，室内装修师。2025年摄

拍者：跨越这么长的拍摄，您使用的拍摄介质和创作手段有没有什么变化？

黑明：最早我用的器材是两台徕卡M-6小型照相机，这两台相机一直用了十几年之后，又改用为索尼数码相机。

至于整本画册的创作手法，多年来主要采用了记录摄影的方式，与此同时，也用过几种不同表现形式，如体现村民真实形象的标准像、村民邀请我去拍摄的全家福、最近特意去延安拍摄的环境肖像等。

高志明常延梅夫妇和女儿高霞、高芬、儿子高飞。1996年摄

屈有社雷兰琴和儿子屈原、屈鹏、女儿屈小翠。1997年摄

苏培华。1998年摄

拍者：您记录新窑子村的第一阶段拍摄、编辑与后期整合，有提前的构思策划还是依靠随机偶遇？

黑明：无论第一阶段还是中后期的采访拍摄，肯定是有一些计划和前期的构思和想象。

但这次的“新肖像档案”系列照片，并不是很早的计划，而是一个临时产生的想法，这个想法主要来自这本画册的责任编辑朱羽弘女士，她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向我提出，画册中最好再加入一些能够反映新窑子变迁的彩色照片，当我翻出近几年在新窑子村拍摄的彩色照片时，觉得东一张、西一张，并不整齐，于是我便希望重新拍摄一组“新肖像”。

高志平王延霞夫妇和女儿高晶、高慧。1996年摄

高慧，1994年10月29日生于新窑子村，小学教师。

高斌李春丽夫妇和儿子高强、高刚。1997年摄

高强，1990年2月4日生于新窑子，吊车司机 。高刚，1992年8月11日生于新窑子村，铁路建设网格长。

拍者：这数十年的持续记录，“新窑子”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已成为您生命和创作中一个特殊的“锚点”？

黑明：在新窑子村的三十年，其实早就不是为了拍摄而拍摄，而是内心早就把那里当成一个释放各种约束的地方。因为那时村里没信号接不到电话，也不用顾忌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少了很多烦心事，所以在新窑子不仅有新鲜的空气，也有一种和谐的生活氛围，对于我的摄影来说，更是需要随意的表达和自由的释放。

高志强汪成花夫妇和女儿高燕、儿子高涛。1998年摄

高涛，1992年11月15日生于新窑子村，婚礼摄影师。

拍者：在您跨越数十年的镜头里，“新窑子”的哪些变化最让您震撼或感慨？

黑明：三十年里，无论他们的物质生活，还是每个人的思想转变，都是我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尤其最近对新窑子60多名年轻人的采访拍摄，更是见识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巨大变化，那种变化不得不让我感慨万千。

张莉。1999年摄

张莉，1989年8月1日生于新窑子村，自由职业者。

随着时代浪潮的冲击，新窑子村的变化早已无法阻挡。村里的年轻人有的去了福建、有的去了新疆、有的去了浙江、有的去了甘肃、有的为了打工和谋求幸福生活，他们远走他乡；有的为了子女教育和改变未来而坚定不移。正如今年五月，我在贵州六盘水采访拍摄的新窑子村外出打工的丁瑜所说：“新窑子人的观念早已彻底改变，尤其我们这一代，不仅保持了先辈的吃苦精神，更是建立了一种创新思维。”的确，在我这次拍摄的62张照片中，很多人选择的职业大不相同，正是用这种不同的职业选择，体现了他们勇于创新的精神。

拍者：有没有某个或某些特定人物或家庭数十年的命运轨迹让您动容？能否分享一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故事？

黑明：三十年间，村里有很多人的家庭和命运轨迹都产生了巨大变化，正如二十多年前，马治英竟然还不知道“身份证”的用处，并且将自己压在箱底崭新的“身份证”当成纪念照，赠送与我作为纪念。现在的马治英，早已成为一名“地勘专家”，收入颇丰，只是按照现行制度，他依然保留着农民户籍和农民身份而已。包括他的儿子马志贵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去了北京闯荡，随后又去了广州，最后去了浙江，现在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子女们不知乡音，操着满口的浙江话，让马治英在孙子面前不知所措。

马治英在修理驴夹板。1996年摄

拍者：您如何看待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可避免的“乡愁”消逝？您的影像记录本身，是否也在参与构建一种新的、关于变迁的“乡愁”？

黑明：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窑子村目前全村户籍人口348人，常住人口还不足40人。记得当年我去新窑子村过年，年的氛围非常浓烈，如今过年却是冷冷清清，家家户户的院落空空荡荡。村头的“人市”空空如也，学校的读书声早已不复存在。好在新上任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高阳年轻有为，雄心勃勃，建村史馆，号召青年返乡，希望500亩的耕地再次开花结果，从而吸引飘落在各地的年轻人回到故乡，重振新窑子村文化经济的发展。

高强、高旭、高阳、高刚。2000年摄

新窑子村村民委员会主任高阳（上）与 高旭（中）、高强（左）、高刚（右）。 2025年摄

拍者：您希望通过漫长的新窑子村的记录，表达什么？

黑明：对新窑子村来说，三十年不算长，对我来说，三十年已经不算短。当年的孩子已经成长为中年人，当年的老人已经有几十人离开人世；那时人均年收入一两百元，现在有的人年收入已经变成了几千、几万、几十万元不等；当时全村只有三个中专生，现在有数十名中专生和大学生；当年的老土窑早已变成了新石窑和新砖窑；土路早已经变成了柏油马路；当时全村仅有一辆小四轮拖拉机，如今已经增长为99辆汽车。

高志忠贺梅夫妇和女儿高婧、高虹、儿子高阳、高旭。

高志忠、贺梅全家合影。

《100年的新窑子（珍藏版）》2025年7月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100年的新窑子（珍藏版）》不仅承载着新窑子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也见证了新窑子30年的历史变迁，更是让人看到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几千年来最深刻的变革。

1996年，黑明在新窑子村。

黑明，1964年生于延安。曾任中国青年杂志社摄影工作部主任、中国摄影家杂志社社长，国家一级摄影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出版有《走过青春》《记忆青春》《西藏影像》《公民记忆》等30余种摄影集、随笔、访谈和田野调查等专著，在国内外多次举办摄影作品展览。

先后两次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和中国当代摄影师大奖、中国人像摄影十杰、人民摄影家等奖项和荣誉称号。

编辑 张湘娟 张鶯

校对 穆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