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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毛主席，红军或许早已覆灭？

“四渡赤水出奇兵”这句战役名言，已经流传了数十年，饱经风雨的岁月中广为传诵。但实际上，鲜有人真正理解，那深藏于十万大山之间的奇兵究竟有多么不同寻常。

1935年，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主席究竟凭借怎样的指挥智慧，才能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下，逆转乾坤，挽救岌岌可危的革命大业？

有人或许会疑惑，红军早期一贫如洗，如何抵御国民党前四次的围剿屡屡得胜，甚至将队伍发展到十万余人？为何第五次反围剿时，却遭受了惨痛的失败？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关键就在于“内忧外患”这四个字。

此次围剿中，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口号。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陷落，蒋介石既不敢触怒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面对国内激烈的批评声浪。为转移矛盾，他急需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必须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实力，巩固自己作为中国“合法统治者”的地位，以稳定英美等国对他的信心，从而获得更多的海外援助。基于此，他在第五次围剿中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兵力和资源。

这次集结了53个师，超过百万的军队，采用三面夹击的方式包围红军根据地，其兵力总和远远超过前四次围剿。

在指挥层面，蒋介石还高薪聘请了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作为军事顾问，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塞克特根据前几次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堡垒战”策略，让国民党军边筑碉堡工事，边封锁乡村重要道路，呈现出缓慢推进、步步为营的包围态势。

这套策略极大地限制了红军擅长的游击运动战，令反围剿难度骤增。同时，红军根据地内部正陷入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之中。

早年留学苏联的博古，积极与共产国际沟通，通过多方操作，促使共产国际派遣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接任红军总指挥，为他争夺军权扫清障碍。

李德的确有过军事背景，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过巴伐利亚内战，后来成为红军大学军事理论的主讲老师，但在第五次反围剿关键时刻，他对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1933年9月初，李德刚抵达根据地。9月25日，国民党先头部队已抵达，连交接工作尚未完成，他便被推入了战火最前线。伏龙芝军校排长一跃成为红军总指挥，结果可想而知。

在这种极端艰难的局势下，红军硬是坚持了超过一年，但战局毫无好转，反而是不断消耗力量，最终到了1934年实在难以为继，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

那段时间，毛主席身处何地？又在做些什么？

他成为博古掀起权力争夺战中的牺牲品。因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并且早期亲自参与起义，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博古视其为军事夺权的威胁，于是将他排除在军委之外。

甚至在战略转移的决定出台后，毛主席未被告知，未能参与长征筹备，导致红军携带了过多物资和重武器，最终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

遵义会师时，中央红军的有生力量仅存不足十分之一，革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中共中央必须重新确立领导核心，但谁有勇气在这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谁能直言自己能挽救革命？

唯有毛主席。

千万别以为，1935年接掌红军领导权是一件轻松的事。

当时中央红军总兵力不足三万人，为了应对蒋介石的全面包围，红一、三、五、九四兵团被迫分散布防在四个方向，防止敌军突袭。红二、六兵团则在转移途中被阻断在湘西，无法支援贵州境内。

国民党方面则有七支兵团紧追不舍，逼近遵义。

贵州军阀王家烈麾下四个部队与四个红军兵团对峙，他本人率三个师兵力直逼遵义，仅其部队人数就超过红军总数。

乌江南岸，薛岳指挥八个师全面出击，前锋部队压迫红三兵团。东南方向，两广军阀的五个师联军也在虎视眈眈，湘军四个师依托坚固堡垒防御工事，守候在湘黔边界。

北面，蒋介石嫡系两师部队向重庆进发，川军十个旅封锁泸水一线，守住古蔺、土城、合江等北上山路，并以快艇封堵宜宾下游的长江水面。西面则有云南军五个团、三个旅布置横江-毕节防线。

三万残兵，面对四十万大军重重包围，山高林密，十面埋伏。即使是毛主席，也难免焦头烂额。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成功说服军事领导层，将渡赤水河、转渡长江定为首要战略目标，金沙江为第二战略目标，率部队迅速占领入川要道土城，这就是著名的一渡赤水。

然而，川军担心川东方向红四方面军与红军合围，爆发强烈战斗意志，几乎全军南下，兵分五路包围土城，激战异常惨烈。红军被迫出动最后精锐，由陈赓大将率领的敢死队奋力拼杀，才换来一线生机。

毛主席虽临危不乱，成功指挥部队穿插转移至扎西，但依然没能冲破包围，川军八旅、滇军三旅、薛岳六师兵力齐聚，紧逼扎西，刚脱虎穴又入狼窝。

追兵并非红军当时最紧迫的威胁。

长征的根本目的，是保留有生力量，寻找新的根据地。但红军被困扎西后，所有预定转移路线被国民党重兵封锁，乌江、横江、长江、金沙江、赤水河都被严密封锁。

若无法成功渡长江或金沙江，纵使红军赢下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也无济于事，力量只会日渐消耗，最终无路可走。

时间紧迫，包围圈愈缩愈紧。毛主席彻夜思索，灵光一现，终于找到了改变战局的唯一出路。

次日军事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大胆计划——向东，二渡赤水，主动回到上一次转移前的包围圈内土城！

他坚信，这是众多思路中唯一有望扭转局势的一条。

那一夜，毛主席在心中反复思索，后来回忆称，他悟出了掌控战场的两大要点：一是跳出固有思维框架，二是始终将被动转为主动。

若想突破包围，就不能被动挨打、逃跑。

他先指挥部队向西佯攻彝良，同时派疑兵向北活动，令国民党误判红军欲诱使北线川军南下，企图渡金沙江。结果国军下令严禁川军、滇军移动，这一战略误判立刻减轻了两面压力。

随后，毛主席留下少量兵力佯攻，率主力部队向东原路返回，直击土城。

因上次大战惨烈，土城守军疲惫不堪，加之没人料到红军会回头，红军遂势如破竹，成功二渡赤水，再次攻克土城。

国民党震惊不已，蒋介石误以为红军意图向湘西与红二、六兵团会合，急调兵力，川军全线东移，薛岳部驻守赤水河。

此时，国民党包围布局已开始错乱，毛主席对胜利有了七成把握。他命令红五兵团派兵佯攻松坎，制造红军既想入湖南又伺机入川的假象，骗取蒋介石调遣重庆守军支援松坎。

我军则急行军直攻桐梓，兵锋直指遵义。

表面上似乎回到起点，实则经过二渡赤水及佯攻调动，滇川军队被钉死在长江、横江沿线，薛岳误巡赤水河，国民党根本未料到红军的回马枪会直捣遵义，导致遵义几乎没有防御。

攻占娄山关后，红军击溃王家烈主力，跳出包围圈挺进遵义，甚至一路追击，将守军吴奇伟赶出百里，退回乌江南岸。

蒋介石勃然大怒，重整部队欲再次包围遵义，仍误以为红军想向东进攻，东线和北线防务未曾松懈，反被毛主席再次利用。

新一轮军事会议上，几乎所有指挥官主张攻打王家烈残兵，向金沙方向移动，以获取补给并争取轻松胜利，唯独毛主席持不同意见。

他认为王家烈已兵败如山倒，再战无益，应当向赤水河渡口鲁班场进攻，转向西方，再冲破第二包围圈。

经过激烈辩论，最终红军采纳毛主席意见，向鲁班场进军。果然，王家烈不敢脱离金沙支援友军，红军只面对周浑元一支孤军，虽未攻克鲁班场，但成功压制赤水河守军，不敢轻举妄动，转而占领仁怀，整合部队后在茅台镇第三次成功渡赤水。

此次渡河，毛主席特别下令部队大张旗鼓，毫不隐蔽，意在向蒋介石示威：红军已再次挺进赤水河西岸。

几天后，红军佯攻古蔺，再次制造入川假象。

蒋介石果然再次上当，紧急调兵向古蔺合围，并派重兵封堵遵义和松坎，自身亲赴贵阳坐镇指挥，命薛岳部全军出击赤水河西岸，数十万大军誓要一举歼灭红军。

然而，蒋介石调兵时，红军已北上太平渡和二郎滩，绕过包围圈，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回到东岸。

四渡赤水，红军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是贵阳！

红军全军南下，绕过娄山关，与国民党主力错身而过。数日内连夜急行军，直逼蒋介石所在的贵阳。国民党军主力被迷惑调往北线，在长江南岸和赤水河西岸如无头苍蝇般乱窜，乌江防线名存实亡。

此时，红军彻底掌握了战斗主动权，从被追击的残兵逆转为主动进攻的一方。

当时贵阳守军不过一个团，蒋介石听闻红军逼近，惊慌失措，仓促准备逃跑，正中毛主席下怀。

红军并无意真打贵阳，确认国军其他部队回防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佯渡清水河，完成最后一场战略欺骗，随后全军西进，畅通无阻进入云南。

短短三个月间，面对人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四渡赤水，多次战略佯动，红军死里逃生、浴火重生，成功跳出包围圈，开启了长征的新篇章。

“拯救红军”这四个字，毛主席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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