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8兵团接到命令，南下大西南进行军事行动，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这一地区。在刘忠军长的指挥下，62军在陇南成功清剿残敌后，迅速开辟了通往四川的道路，先后解放了汶县和岷县等地，接着朝着指定的绵阳和安县地区进发，参与即将展开的成都会战。同时，第二野战军及兵团主力也向简阳、南江、三台、青神等地推进，将十多万的敌军围困在成都地区，敌军纷纷选择起义投降。

在这样的局势下，军政委提出应紧急行动，连夜争取抢占成都。然而，刘忠作为军长对此表示反对，理由十分简单：上级尚未下达相关命令。这一情况下，军政主官之间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若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或抗日战争初期，这样的命令可能早已得到执行。

早在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就明确规定，若政委与同级军事指挥员在军事事务上产生争议，政委有权中止军事指挥员的命令。尽管这一条例在1933年经过修订，政委依然握有最终决定权，但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部队规模的扩大，许多政委虽然在政治工作方面表现出色，但在军事事务上却相对缺乏经验，往往无法做出准确判断，这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因此，1938年颁布的《政治委员暂行条例》开始赋予军事指挥员更多的权力，尽管在实质上，政委依然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直到1942年，这一问题才得以根本解决：在指挥员与政委存在争议时，军事行动归军事指挥员负责，其他事务由政委作最后决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解放战争时期的作战表现出军事指挥员独特的作战风格。当62军的政委要求连夜占领成都时，向来胆略过人的刘忠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他认为这个决定并不妥当。此战不仅仅关乎18兵团的部署，还有来自第二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如果仓促行动，结果可能会导致不可预知的后果，甚至是消极的影响。尽管敌人的士气已经极度低落，但成都的敌军数量并非62军所能轻易消灭。

刘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一直在刘邓陈的指挥下作战，十分熟悉刘邓的指挥风格。如今，局势就如一局复杂的棋局，各个兵力的调动需慎重考量，任何轻率的决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政委或许是从军事角度考虑这一问题，但上级的考量更侧重于政治层面。若能促使敌人选择起义和投降，这样的结果不仅可以避免流血，更能减少伤亡，显然比直接交战要来得明智。

在政委坚持要求抢占成都之际，刘忠直言不讳：“我是党委书记，你是副书记，我有军事上的最终决定权，更何况上级并没有下达命令。”他毫不客气地表明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