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命刘亚楼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同时任命肖华为空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组建的关键一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创建，是一个从无到有、充满艰辛与奇迹的历程。这个过程不仅考验了组织的智慧，也彰显了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

无论是海军还是空军的建设，最初都依赖于从陆军中挑选出优秀的人才加入。然而，这些被选中的士兵和干部中，除了极少数人愿意投身空军，绝大多数则抱有抵触情绪。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对原来的陆军部队怀有深厚感情，不愿离开熟悉的战友和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文化水平有限，难以适应空军的高技术要求，心生畏难。

1950年10月，中央军委作出决定，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刘懋功赴空军工作。刚开始，无论谁去劝说他，刘懋功始终只给出两个字的回答：“不去。”为了逃避这项任务，刘懋功甚至想尽各种方法。

空军人才的选拔工作反复曲折，这使得刘亚楼费了不少心思。许多干部和战士在战争年代就已经认识到空军的重要性，比如后来担任空军第20师副师长的张伟良。张伟良虽然不符合体检标准，身上满是战争留下的伤疤，最初被体检淘汰，但刘亚楼写信为他求情，最终使他得以加入空军。张伟良的特殊案例给刘亚楼带来了启发，他随后向航校建议：“对于部分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优秀陆军干部，条件可以适当放宽。”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历史上首位能亲自驾驶飞机的司令员马宁，曾因伤残在体检时被劝退，但凭借坚定不移的毅力，他说服了所有人，让自己得以参加空军，并最终成为优秀的飞行员。几乎与马宁同时，刘懋功也开始参与空军工作，甚至经历了飞行学习，但距离完成单飞仅一步之遥。

作为第一野战军的猛将，西北解放后，刘懋功响应党中央号召，放下武器投身大西北建设，原以为能安稳留在老部队。却在1950年6月接到调令，要求他到空军报到。面对这一命令，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服从。

自1934年参加红军以来，刘懋功在部队已服务16年，对老部队感情深厚，文化水平自觉不足，年纪又偏大，担心自己无法胜任空军工作，这些顾虑让他抗拒调令。许多老战友和上级也认为他不适合转空军。

刘懋功的抗议被传达给了兵团，兵团参谋长张文舟支持他留在第四军。他的意见多次上报，直到一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透露了实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了缓解干部匮乏，向军委申请抽调全军年轻师级干部，一野被分配四个名额，甘泗淇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刘懋功和另一位干部。由于年龄稍大，那位干部被刷下，刘懋功遂被顶上。

“我觉得自己不适合空军，甘主任，能否另选他人？”刘懋功这样请求。甘泗淇虽心软，答应反映，但同时告诫他必须做好去空军的准备，因为军委决定难以更改，空军会考核他的能力，“若不合格，欢迎你回来。”

甘泗淇尽心尽力，安排刘懋功先行报道，同时保留第十师师长职位，待其适应空军后再安排接替人员。刘懋功本想借体检不合格以求退回老部队，却被苏联医生发现身体素质极佳，顺利通过体检。专家还做了一个转椅测试，刘懋功准确指出方向，展现出良好的空间感。

一周后，甘泗淇无奈告知刘懋功：“军委决定已定，准备出发吧。”一野派遣C-46运输机，护送刘懋功及其家属赴北京报到。

到了北京，刘懋功依旧希望回归老部队，亲自找到刘亚楼求情。刘亚楼正忙于干部调动工作，遇到类似情况不在少数，多数干部经劝说后接受安排，但刘懋功始终坚决拒绝，“我文化底子薄，干不了空军。”

刘亚楼性格火爆，虽不满但没发火，反而耐心劝他再三考虑。第二天再谈，刘懋功依旧态度坚决，称自己“文化低，去了也做不了事，像赶鸭子上架。”刘亚楼继续解释，“谁一开始就会飞？连我都是从零学起，你也行。”

理论上，刘懋功的担忧有一定道理，加上他主观抵触，按理刘亚楼应体谅退让。但因空军人才紧缺，刘懋功在各方面条件合适，刘亚楼破格付出诸多努力。

第三次谈话，刘懋功仍坚持“我不行，水平低。”刘亚楼忍无可忍，猛拍桌子怒吼：“你是党员、军人，要服从组织安排，这话听说过没？”刘懋功反驳说：“党章允许党员提意见，我文化差，不适合空军。”刘亚楼出示一野政治部对刘懋功的评价：“甘政委认为你完全胜任空军工作。”刘懋功却说：“那是给陆军的评定，不是空军。”

刘亚楼气愤不已：“劝了你三次，你还是不答应。”刘懋功回道：“我求了你三次，真的不适合。”

面对绝大多数人的服从，刘懋功依旧不愿妥协。刘亚楼不甘心，策划了一次“妙计”。某周末，刘亚楼安排空军司令部派车，邀请刘懋功一家外出游玩，令刘懋功不知情。到达目的地后，发现不止他们一家，还有几位重量级老上级：总政治部第二副主任肖华，公安部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罗瑞卿，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

刘懋功见此情景心中苦涩，却奇怪刘亚楼一路未提空军事宜，心稍安。午餐时，刘亚楼开场便调侃道：“三请诸葛亮的刘懋功，看来我面子不够大啊。”肖华温和插话：“刘司令员三请诸葛亮，有希望，还是去吧。”罗瑞卿则严厉指出：“调动工作不能挑三拣四，军人必须服从命令。”

众老首长表态，刘懋功无以应对，最终妥协：“好，我服从组织安排，明天报道。”

次日，刘懋功启程前往长春第二航校。临行前，刘亚楼叮嘱：“先学好理论，再学飞行，争取早日飞起来。”虽然初时抗拒，刘懋功决心转变，认真学习。

航校中，刘懋功发现自己条件中等，年龄适中，学历不算高，许多同学甚至低于他，这让他理解了刘亚楼的坚持。长时间脱离学习环境，再加上飞行课程的高难度，加之苏联教官严格的管理，使得学习过程十分艰难。教官严厉，学生稍有不认真便遭责骂，许多人因跟不上进度而感到挫败。

然而，刘懋功展现出超凡的毅力和天赋。尽管刚开始听课像听“天书”，他坐姿端正，认真做笔记，遇到不懂的问题就积极请教，直到弄懂为止。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两方面，他的成绩迅速提升。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刘懋功渴望着单飞的一天。然而，因空军人才紧缺，他仅学习了两个学期。

1951年秋，刘懋功调任第四航校政委。校长吕黎平是老红军，1937年赴新疆航校学习飞行，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空军组建，1955年授少将军衔。吕黎平能亲自驾驶飞机，身为政委的刘懋功也决心学会飞行。

当时第四航校有位年轻苏联教官，得知刘懋功有飞行经验，自告奋勇：“我带你飞，不用60小时，40小时就能保证你独立飞行。”

可惜，航校刚成立时工作繁忙，条件限制使得刘懋功难以抽出时间。一次去空军司令部开会时，刘亚楼严肃告诫：“你以后别学飞了。”刘懋功不解，曾热切追求飞行梦想，却被告知不允许。

刘亚楼解释：“现在情况变了。之前你学飞，我说过要飞出去。但有师长摔机，我向中央检讨，再出事就没完没了。”原来，空军规定师级以上、35岁以上干部禁止学飞。

这成为刘懋功一生遗憾。虽未能单飞，他依然是杰出的空军指挥员，再未返回钟爱的陆军。

1955年9月，刘懋功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多次完成重要任务。上世纪60年代任昆明军区空军前进指挥所主任，期间与周恩来总理、陈毅总司令多有接触，结下深厚友谊。

一次，周总理出访前一天，望着阴云密布的天空忧虑地问：“刘懋功同志，明天天气怎样？”刘懋功自信回答：“晴天。”随后详细解释气象分析。第二天果真晴空万里，陈毅赞许竖大拇指：“好天气，说得不错。”

凭借认真、细致、负责任的态度，刘懋功圆满完成多次任务。尽管新中国空军取得辉煌成就，他在回忆录《梦回吹角连营》中毫不掩饰过去的不足。

有一次，他与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魏志明视察空军第45师，获知某王牌飞行员违反规定，故意将飞机低飞到离地面仅20多米的高度，骚扰牲畜和百姓，称之为“空中流氓行为”。刘懋功严肃处理此事，并在全军范围内展开彻查，最终对责任人作出严肃处分。

他敢于直面问题的态度，赢得了广泛尊重。

1983年刘懋功离休，居住在西安兰州军区空军干休所。暮年时，他常回忆解放战争期间的经历，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