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孤烟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过程中，如何进行大别山红28军的改编成为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自红25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继续坚持与敌人的斗争。尽管兵力仅有千余人，但红28军凭借着顽强的毅力，行军覆盖了45个县，屡次成功粉碎了蒋军的围剿。红28军的战斗力不仅没有因敌众我寡而衰退，反而在这段时期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和壮大。然而，由于红28军长期脱离上级独立作战，军中也逐渐滋生了山头主义问题。高敬亭一手掌握着部队的生杀大权，集体领导的意识较为薄弱，往往难以形成统一的指挥。

1937年7月，延安方面派遣了郑位三、萧望东等五名干部前往七里坪，意在向红28军的干部传达中央的指示，特别是在部队内部整肃问题上指出了一些存在的错误。这些错误大多是由高敬亭所推行的，因此他对郑位三等人的到来产生了怀疑，心中充满戒备。郑位三等人本应协助进行整顿，但高敬亭以各种借口阻止他们接触部队，双方关系日渐紧张，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信任。

1937年底，随着新四军的正式成立，高敬亭被任命为第四支队的司令员，郑位三担任副司令员（相当于政委），萧望东则成为了政治部主任。表面上看，这一任命并无太多问题，但在部队编制方面却引起了高敬亭的不满。红28军作为一支相对庞大的队伍被编为第四支队的第七团，而桐柏山区的游击队则被编入高部，成了第八团。显然，红28军的实力远超桐柏游击队，按理说应该是主力部队，但如今两个团级单位却被同等对待，这让高敬亭感到极大的愤怒。气愤之下，他甚至决定不睡在客房，而是直接在走廊里铺床过了两天。

一个月后，叶剑英前往七里坪与高敬亭进行思想工作，重点讲解了东进战略的意义。高敬亭明确表示，自己与郑位三之间难以合作，提出希望上级将郑位三调走，并建议让戴季英来接替他，同时拍胸脯保证自己与戴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叶剑英回到延安后，将这一请求报告了长江局，为了平息高敬亭的情绪，组织决定将郑位三和萧望东调走，任命戴季英接任。

值得一提的是，戴季英曾在鄂豫皖根据地担任重要职务，后因一些错误接受了组织审查。此时他正在接受调查，而高敬亭之所以能得到戴季英的支持，正是因为组织希望通过团结高来达到稳定部队的目的。

尽管新四军的编制明确规定每个支队只能有两个团，但高敬亭在回到部队后不顾规定，强行将第四支队扩编为四个团。其他支队虽然没有公开设立政委，但第四支队却在团、营层级都设置了政委。高敬亭的行为充分表现出了他不拘小节、倔强独立的性格。

第四支队成立时，队伍人数达到3100人，成为新四军四个支队中人员最多、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因此总部对其寄予了极高的期望。高敬亭无疑是这支部队的灵魂人物，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力，然而他在实际指挥中经常表现出顽固与独断。这种个性既是部队的优势，也成了高敬亭和其他领导间矛盾的根源。

虽然高敬亭曾经承诺与戴季英能够和谐合作，但两人在七里坪的会面当天晚上就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戴季英传达了总部的指示，要求新四军迅速东进至皖中地区。然而，高敬亭不愿离开大别山，一方面是对东进战略的理解不足，另一方面，他也担心一旦脱离了熟悉的山区，他的游击战术将难以施展。戴季英并未耐心做高敬亭的思想工作，而是以总部的权威严肃命令他必须遵守指令，二人顿时闹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戴季英努力在部队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而高敬亭则不断寻找机会打压他。原本总部安排戴季英担任副司令员（实际上就是政委），但高敬亭却硬是将其改为政治部主任。为了彻底改造高敬亭领导下的第四支队，长江局派遣了一批政工干部来支队进行工作，这进一步激化了高敬亭的不满，最终导致了后来极具恶劣影响的“新开岭事件”。

在此期间，红28军选拔了几名聪明机警的红小鬼送往武汉学习收发报技术，他们学成归来后便加入第四支队，担任机要员。江腾蛟便是其中之一，他与戴季英关系较为密切。戴季英通过江腾蛟向延安报告了关于高敬亭的一些情况，包括所谓的“收编土匪”等不实之词。

一天午后，高敬亭带着人来到了江腾蛟的住处，将其暴打，并逼迫他承认自己是“托派”，要求交代加入的时间和介绍人。尽管高敬亭使用了残酷的手段，江腾蛟始终不为所动，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行。消息迅速传开，戴季英以及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为之震惊，许多人都害怕自己会因此牵连其中。戴季英带着政治部人员连夜逃到第八团躲避，甚至第七团和第九团的政工干部也纷纷逃离。

“新开岭事件”给第四支队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为了稳定部队，新四军特意派遣参谋长张云逸前去与高敬亭进行沟通，费尽心力做思想工作。张云逸甚至向安徽主席廖磊争取了一个江北游击队的番号，希望戴季英能够担任司令员，向皖东地区发展。然而，高敬亭依然坚持不肯东进，四支队的主力部队迟迟未能动身。

随着第四支队的问题日益严重，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自带人赶到舒城，召集了连以上干部开会，敦促大家东进。所有人都表示支持，但会后高敬亭却写信阻止第七团和第九团继续前进，要求他们停留。这一行为令第七团的领导不敢贸然行动，他们将高敬亭的信转交给江北指挥部处理。

然而，局势急剧恶化，甚至发生了更加严重的“杨曹事件”——第七团团长杨克志与政委曹玉福叛逃。此事件直接导致了高敬亭被拘禁，并被解除职务。

1939年6月21日至23日，在肥东青龙厂附近的树林中，举行了连续三天的公审，最终高敬亭被判处死刑。6月24日早上8点，高敬亭被执行枪决。

尽管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直到多年后，当地的群众仍怀念他，但他最终以如此悲剧的方式离开了历史的舞台，实在令人感慨万千。实际上，早在1938年7月，安徽省工委就已向长江局提出了三条处理高敬亭的建议。长江局采纳了最温和的第一种意见，派遣张云逸进行思想工作，但并未收到实质性效果。如果当时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或许高敬亭的错误不会愈演愈烈。

到了1939年4月，中原局向延安报告时，针对高敬亭的处理问题提出了上、中、下三种方案：上策是让他前往延安学习或养病；中策是让他以江北指挥所副指挥的名义继续领导，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