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中，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最显著的贡献便是改革开放。然而，事实上，在那个特殊且关键的历史时期，如何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远伤害，帮助国家恢复生机，也同样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文革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逐渐成为各方讨论的焦点。毛主席的功过是非问题也被推到了议事日程的前沿，邓小平领导的新中国究竟将如何评判毛泽东，国内外的不同声音不仅影响着国家的未来发展轨迹，也在极大程度上塑造着国家的政治风貌。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这个问题产生了鲜明的分歧——认同毛泽东的人和否定毛泽东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这种对立主要体现在“两个凡是”的不同态度上。邓小平在推进客观评判毛泽东的过程中，提出了“功绩第一，错误第二”的评价。他的这一评价，虽然得到了党内外的一致认可，但仍有一些人认为这句话显得过于温和。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的立场显然并非盲目乐观，他深知自己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毛泽东的错误对他个人以及无数家庭带来了无法磨灭的痛苦。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仍然选择在最终评价中将毛泽东的功绩置于错误之上？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关键在于苏联解体后的惨痛教训。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曾对斯大林、列宁进行极端批判，全面否定他们的历史功绩。最终，这样的政治风暴不仅让国家陷入了巨大的混乱，还导致了无法承受的历史后果。

因此，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关系到党心民心、凝聚力量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毛泽东的评价，关乎国家的团结、前进的方向，任何妥协或激进的做法都有可能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深知这一点。正是在他引导下，毛泽东的历史评价走上了更加理性、平衡的轨道。他明确表示：“正确评价毛泽东，就是要澄清林彪和‘四人帮’的混乱破坏，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目的是让全党重新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在此过程中，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他强调，毛泽东的错误并非他一个人的责任，许多党内重要领导人也曾对毛泽东的错误做出过支持或默许。“如果谈到错误，我们不能仅仅把它归结于毛泽东一个人。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搞‘大跃进’时犯了错误，但那时有多少人保持了清醒头脑呢？”

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毛泽东的错误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当时的制度问题密切相关。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内曾有过民主集中制这一优良传统，但这一传统未能始终得到贯彻。到1959年“反右倾”之后，党内的民主生活逐渐变得不正常，权力逐步集中过于个人，家长制倾向严重。即便是毛泽东这样的伟大领袖，也在某些关键时刻未能避免错误决策的发生。

此外，邓小平还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如果一位革命领袖不能有任何缺点和错误，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强调，新中国的建立是亿万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而毛泽东无疑是这段历史中的关键人物，值得尊敬和敬仰。然而，绝不应将他神化。我们必须客观认识到，毛泽东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会犯错。正是通过这样客观、理性的评价，才能让全党和全社会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也在《历史决议》中得到了高度认同。决议明确表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严重错误，但回顾其一生，他的功绩远远大于过失。他的功绩永载史册，错误不可忽视，但始终是次要的。”这一评价不仅全面且客观，也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借鉴。

邓小平还在对外采访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绝不允许任何一方妄图实现‘非毛化’的目标。”他强调，毛泽东的思想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而中国共产党将始终秉持毛泽东思想，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因此，邓小平对毛泽东“功大于过”的评价，实际上是党内外的广泛共识。所谓“说轻了”的说法，实际上是为了国家和党的长远发展而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这一评价不仅展现了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为中国的未来走向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