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0年左右，中国的社会结构正面临着重大的变化。长期以来支撑帝制的农业与士绅体系——这三大社会支柱——正遭遇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

首先，乡村的庶民社会面临着来自珠江、湘江、长江流域工商业崛起的挑战。商人的力量逐渐扩张，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士绅阶层的分化也日益明显，上层士大夫与下层士绅之间的鸿沟逐渐加大，原本稳固的士绅政治共同体逐步瓦解。与此同时，传统的王道思想、君子受命于天的观念面临着深刻的冲击和改造，变法和制度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

然而，即使面临这些变革，农业依旧是中国社会的支柱，特别是在北方地区，乡村经济几乎没有受到工商业的侵蚀。国家治理依然依赖士大夫的能力，虽然戊戌变法的失败让八股取士制度一度复辟，但帝制国体的皇权并未因为光绪帝的软禁而完全削弱。程朱理学虽然受到儒家经世致用之学的挑战，但它仍旧是官方思想的主流，汉学的考据学和儒家的经典词章学也并未遭受重大损害。

然而，到了1905年之后的新政，尤其是1908至1911年的立宪运动，不但未能如清廷所愿平息改革派的呼声，反而加剧了满清政权的危机。

首先，新的官制改革使得满汉两族的官员更为分裂，尤其是在官署管理上实施单一领导制，取消了传统的满汉双尚书制，裁撤书吏的改革也为满清贵族排挤汉族官员提供了可乘之机。大量年轻、有能力的汉族官员被迫离开中央政府，这直接削弱了清朝政府的管控能力，也使得它在地方的合法性进一步下降。

其次，地方主义的抬头为革命提供了土壤和支持。满清入关以来，汉族与满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始终没有得到有效化解。随着满清统治合法性逐步瓦解，这种矛盾重新激化。不同于清初的“造反”，汉族人的愤怒表现为革命，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推翻统治阶级，而是试图改变满清政府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的无能表现。革命的最终结论显而易见：只有推翻满清统治，才能救中国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民族危机中。然而，正是这个推翻满清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将帝制一同推翻，进一步加速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中国社会的解体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是满清帝制推翻后就终结了社会瓦解的进程。1911年的辛亥革命，只是这一过程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并非结局。社会结构的瓦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军事与商业力量的冲击，但更多的是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西方思想与影响虽然存在，但中国人如何应对外部压力，作出选择，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迅速走向欧洲化，并且探索自我强盛的根本原因，正是源于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以及对社会结构的自我重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对抗，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对抗，不仅仅是军事的较量，更是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碰撞。中国人面对欧洲的入侵，首先表现出的是一种被动的反应，尽管有时会退让，但中国人总是尝试通过和平解决冲突。而当社会承受不了外部压力时，中国人反击的决心也非常坚决，尤其是在民众疾苦至极时。这种反击并不盲目，而是循序渐进，直到侵略者受到感化为止。

鸦片战争所引发的东西方对抗，不同于历史上中国所经历的任何形式的入侵。此时欧洲的军事力量已远超中国传统军事力量，而商业侵略与工业革命的成功，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历史上的其他外来入侵相比，欧洲的文明还将其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作为民族优越性的象征，给予了它们道德判断的意义，这让中国人面临前所未有的理解障碍。

尽管欧洲的崛起依赖于财富掠夺和殖民扩张，但它背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成为其文明的一部分，挑战了中国传统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中国人不仅要理解这些技术与科学的区别，还要明白政治与经济的差异，更要理解这些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这些冲突与挑战最终导致中国近现代史上各类社会革命的爆发。在这其中，儒家经世之学的复兴，曾国藩的努力成为中国抵御外来压力的关键。然而，儒家学说在面对西方侵略时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逐渐受到下层士子背弃。部分中国人在经历屡次失败后，失去了自尊与自豪感，甚至对外国人的态度由敌对转为恐惧与奉承。

徐中约曾指出，革命的根源在于汉族人对清朝的失望，尤其是满清的腐败与无能。尽管自清朝建立以来，反对满人统治的情绪一直存在，但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汉族人并未真正形成能够威胁清朝政权的革命力量。中国为何未能像日本那样进行明治维新式的社会变革，正是因为中国的农业士绅体系没有面临解体的危机，这使得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动力无法迅速形成。

中国未能快速走上欧洲化的道路，也没有像日本那样通过快速变革来应对外来压力，这是中国历史内在逻辑的体现。相反，中国通过坚持自我、拒绝盲目模仿西方，保持了自己的社会结构稳定，避免了像印度、俄罗斯那样在19世纪就成为“欧洲化”的国家。

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军事，尤其是在洋务运动期间，曾国藩等人不仅帮助中国延缓了文明欧洲化的进程，还为中国文明的生机提供了一个契机。尽管面对外来侵略和压力，清朝通过自我强盛的路径与西方抗衡，避免了文明的彻底覆灭。

可以说，正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延缓了社会变革的发生，也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中国历史上那些看似迟缓的变革，正是这一历史逻辑的体现。

直到1905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儒家经世之学的复兴使得程朱理学的影响逐渐消退。士绅共同体的分化、知识群体的崛起以及士绅与商人的合流，标志着农业士绅体系的解体开始加速。各种社会改革与政治变化使得社会革命的力量逐渐得到积累和支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蔓延，成为革命的有力推动力。

费正清曾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指出，正是改良派的努力，最终为革命提供了土壤。清朝的改革不仅未能带来稳定，反而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为反对力量的崛起提供了空间，清朝的内部改革甚至加深了自我掣肘。随着民族主义与社会变革的力量积聚，清朝的失败变得不可避免，革命的到来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最终，帝制国体的失败，标志着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第一步，但这也是社会革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