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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吃面不吃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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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联共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合全会召开期间,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让整个苏联人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她以旁观者的身份作证,称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异常深厚而感人,甚至形容他们“曾经是,也始终是最亲密的同志式关系”。
然而,在乌里扬诺娃去世后,人们整理她遗留的私人信件时,却发现她曾亲口承认,这段话完全是谎言,实际上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写成的。
后来披露的史料也显示,斯大林与列宁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列宁并未将斯大林视为亲密盟友,反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准备与他决裂。
不过,斯大林也绝非普通角色,他不仅成功地从列宁手中攫取了权力,还建立起异常坚固且持久的个人统治。
那么,为什么两代苏联领导人会反目成仇?斯大林在掌权及执政过程中又采取了哪些不为人知的非常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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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交信与政治遗嘱
1922年,是革命导师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的关键一年。那年5月26日,列宁首次中风,他那曾带给无数人信心的坚定意志和口才开始衰退,他的右臂和右腿也失去了往日的灵活。
到了12月13日,经过医生和联共中央的共同劝说,列宁不得不完全放弃他挚爱的革命工作,生活和医疗则由斯大林全权负责。
斯大林对列宁的生活安排极其严格:禁止接待来访者,每天只允许口述十分钟,且不能涉及任何书信通信,医生制定的治疗方案必须先经斯大林批准。
列宁健康一日不如一日的同时,苏维埃俄国正逐步转变为苏维埃联盟。正是在这段时间,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甚至达到“绝交”的地步。
列宁主张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应平等、自愿加入,而斯大林却对此完全无视。
斯大林首先要求乌克兰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纳入苏联,随后又强行将家乡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组成所谓的外高加索联邦,强制并入苏联。
斯大林的举动剥夺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民族自决的权利,削弱了这些民族在联邦中的地位。更何况,外高加索三国几年前还处于敌对状态,彼此间的战争并未结束,强行捆绑他们显然极不合理。
结果,这一外高加索联邦遭到了格鲁吉亚党政机关和广大民众的强烈抵制。斯大林面对老家人的反抗勃然大怒,最终导致“格鲁吉亚事件”,使列宁震怒异常。
相比于联盟组成的问题,两人在外贸垄断问题上的分歧则更加公开化。
1922年10月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在列宁病重缺席的情况下说服中央委员通过了放松对外贸易垄断的决议。
这一决策引起了列宁的极大忧虑,他写信给托洛茨基,恳请后者在12月的中央全会上坚持“保留并加强对外贸易垄断”的立场。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努力下,中央委员会最终推翻了原决议,重新强调了外贸垄断的重要性,这无疑给斯大林当头一棒。
列宁在病床上得知消息后,写给托洛茨基一封信,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击败斯大林的喜悦:“我们仿佛仅仅转动了一下阵地,却不费一枪一弹便夺取了敌人阵地,我建议我们继续攻势,绝不松懈……”
这封信是在医生许可下,由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记录并转交的。斯大林听闻此事后再次勃然大怒。令他最难以忍受的,除了信中内容,更是克鲁普斯卡娅这一不受他控制的女性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斯大林随即打电话给克鲁普斯卡娅,对她大骂一通。虽然这通电话内容没有详细记录,但据斯大林亲信莫洛托夫回忆,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充满了侮辱和咒骂:“我凭什么尊敬她?她和列宁共用厕所就算了解了列宁主义吗?”显而易见,那通电话骂声连连。
克鲁普斯卡娅虽然愤怒,但考虑到列宁的健康,她不敢将此事告诉丈夫,只能向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吐露苦水,寻求他们的保护。
1923年3月初,列宁最终知道斯大林辱骂妻子的事情,愤怒异常,亲自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绝交信,信中严厉警告:“我认为你若反对我妻子,等同于反对我。请你考虑清楚,是撤回你的言论并道歉,还是准备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也正是自此,列宁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列宁将妻子与自己并列称重,绝非私心,而是因为妻子是当时唯一能不受斯大林控制,向外界传递他声音的人。
而斯大林对这封信的回复十分敷衍:“我哪里错了?你要我怎样?”
从此以后,两人的关系虽未彻底决裂,却已经心生隔阂,形同陌路。
这几年,不仅列宁和斯大林关系日渐紧张,苏联中央权力斗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继任最高领导人的争夺主要集中在斯大林和他的劲敌托洛茨基之间。
托洛茨基虽是后来加入共产党,但在革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斯大林本人也承认,十月革命的“总策划者”是列宁,而实际起义的组织者则是托洛茨基。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担任国防人民委员(国防部长),掌握着军权。
斯大林没有军权,但他有三大优势:首先,他掌控着苏联的政治核心;其次,他对列宁的行踪与动向了如指掌;最后,其他中央委员多因自身利益站在他一边。
在这局势下,托洛茨基不过是表面威风的“纸老虎”,实际力量远不及斯大林。
然而,列宁去世前夕,一份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文件使得政治局势骤然变化。
这份遗嘱包括《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形成于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1月23日。列宁详细点评了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六位中央委员的优劣。
每谈及斯大林,列宁语气中尽显不满和厌恶。他不仅指责斯大林性格暴躁,还否定了斯大林多年来的工农工作经验。
更直接的是,列宁建议代表大会罢免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列宁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一旦遗嘱公之于众,斯大林将当场失势。
党章规定,总书记的任免由中央全会决定,但考虑到斯大林掌控党中央,列宁破例让联共代表大会介入这场斗争。
由于列宁病情恶化及斯大林派系的阻挠,遗嘱公开时间从列宁期望的1923年4月不断推迟,直到1924年5月底才公布。此时,列宁已逝,新一届联共十三大即将召开,斯大林已无拖延余地,他也展示出了他老谋深算的一面。
1924年5月21日,斯大林召开中央特别会议,会议重点是决定他是否继续担任总书记。表决方式不同寻常,采用公开举手方式。
其他委员全体举手支持斯大林,托洛茨基虽反对,但最终也被孤立,只得不得不举手支持。
随后,中央制定了含糊的遗嘱公开流程,列宁的原话不允许在代表大会上公开,中央委员只需按自己理解向代表团传达“精神”,且禁止记录。
经多次曲解,列宁信中对斯大林罢免建议变成无关痛痒的空洞言辞,斯大林顺利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然而,当时苏联还不是斯大林一人天下,托洛茨基和其他权力集团都极力制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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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
20世纪20年代后期,斯大林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党内清洗运动,从打击托洛茨基,到清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再到打倒布哈林—李可夫右倾集团,数以万计的苏联干部和平民遭受严厉迫害。
但这还只是噩梦的开端,真正惨烈的镇压将在后来的十年里展开。
列宁生前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缴纳粮食税后自由支配剩余产品,使许多农民得以改善生活,步入小康。
斯大林上台后,完全废弃新经济政策,推行农业集体化,将这些农民定性为“富农”,掀起新一轮阶级斗争。
斯大林意图通过阶级斗争激励农民生产热情,但几年过去,粮食产量不仅未见提升,农民生活压力却大幅增加。
最终,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席卷乌克兰和伏尔加河流域,数百万民众遭受饿死之痛。
斯大林的粗暴政策引发强烈不满,先前被打压的政治势力逐渐复苏,原本的盟友也开始离心离德。
1934年联共十七大上,斯大林的“老朋友”基洛夫在总书记选举中竟比斯大林多得300多票。若非负责计票的卡冈诺维奇隐瞒了真相,苏联政局可能发生剧变。
基洛夫的胜出未能让斯大林警醒,反而激发他更加激烈的内部斗争决心。
他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干部,意图通过人事更新换代清除反对力量,但进展远不如预期。
直到1939年3月召开的联共十八大,斯大林才宣称“不再需要大规模清洗”,这场漫长而残酷的政治肃清才告一段落。
苏联安全机构统计,自1921年至1954年间,约有377万多人被判处反革命罪,其中近64万被处决。大部分案件发生在大清洗时期。
俄罗斯历史学者泽姆斯科夫的研究则指出,1936年至1938年大清洗高潮期,约有314万苏联公民被捕,政治犯人数达250万。
苏联为大清洗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