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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掳徽、钦二帝等北去。康王赵构于同年五月初一，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宣告登基，改元建炎，史称南宋。变幻莫测的战局使得南宋政府在定都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众多政治力量与帝国高层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宋高宗赵构与朝廷的大部分官员认为商丘是应急之选，远非适合长期作为南宋的首都。然而，对于国都的最终选址，争议从建炎元年起，持续了近十一年，直到绍兴八年（1138年）才最终确定杭州为南宋的都城。

建炎元年（1127）六七月间，南宋朝廷首次商议迁都的事宜，方案大致分为三种。主战派的李纲提议建立三都制，在这种安排下，南宋政府可以暂时避居南阳，并择日返回汴京。而老臣宗泽则坚决主张回汴京，主和派的汪伯彦、黄潜善等则支持迁都东南。争论的核心是：是坚守中原，还是迁往东南？这一争论不断加剧，直至南宋都城的选址问题才最终得到解决。

建炎元年十月初一，随着金兵逼近南京应天府，赵构决定暂避扬州。南宋大儒朱熹评论张浚时说他“扶得东边，倒了西边”，张浚建议：“中原是天下的根本，应该修葺东京、关陕、襄邓以待巡幸。”然而，这一提议未受到任何重视。实际上，中原逐渐沦陷，金军的逼近让赵构难以回到汴京。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人攻占扬州，宋高宗紧急渡江，企图在镇江进行反击。在此背景下，南宋政府再次对定都问题展开讨论。吕颐浩提出要留在建康（今南京），而王渊则认为镇江无法防守金军的攻势，建议迁都至杭州。王渊指出，杭州的重江可以成为天然屏障，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宋高宗的采纳，决定从苏州直接前往杭州。

苗刘兵变后，南宋的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宋高宗原本采取较为温和的对金政策，但在这一时期，他开始逐步转向更强硬的态度。建炎三年闰八月，金兀术的进军使得朝廷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赵鼎强烈建议宋高宗进驻荆襄，以便集结力量对抗金军。这一提议虽然充满战略眼光，却未能被采纳。

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终于正式定都杭州。为了展示朝廷不满足于只是偏安一隅，赵构特意强调杭州为“行在”，即临时都城的象征，暗示着南宋朝廷始终怀有恢复故土、收复汴京的愿望。

靖康二年三四月间，金兵侵掠北方，赵构在大臣们的支持下，于应天府正式登基称帝，成为南宋的第一任皇帝。虽然刚刚登基，但赵构对于迁都问题依然犹豫不决。金军的威胁越来越大，商丘距离开封仅百余公里，缺乏地理屏障，骑兵迅速逼近，赵构深知自己若再次陷入父兄的覆辙，恐怕难逃一劫。

建炎元年十月初一，赵构在朝中主和派的推动下最终决定南下避敌，开始了他漫长的“巡幸”。这次举动被美化为“巡幸”，实际上是南宋朝廷在金军逼近下的迫不得已之举，临时的首都设在扬州。

李纲则主张迁都南阳，认为此地有利于防守并且可以迅速恢复中原，但这一提议并未被采纳。与此同时，宗泽则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方案，主张通过军事行动收复东京。然而，金国的强大骑兵力量使得宗泽的计划无法得到实现。即便宗泽曾集结上百万人义军，他也明白，在金军面前，这些力量远远不够。

建炎三年五月初二，张浚认为中兴的希望应从关陕开始，提出以关陕为防线的建议，认为金人可能会先攻占蜀地，危及东南。然而，宋高宗并未采纳这一建议，继续推动“巡幸”方案，最终导致朝廷决定迁往杭州。

建炎四年（1130），当宋高宗回到温州后，吕颐浩提出将都城设在浙右一带，徐图入蜀。这一建议被高宗采纳，但长远来看，定都杭州的方案已经悄然成为了南宋的实际选项。

建炎三年三月，马扩上疏建议宋高宗定都江南，他指出镇江和金陵难以防守金兵，提议更有利于安全的选择。随着金军不断深入江南，宋高宗的避敌路线不断调整，最终将都城迁至临安。这样，南宋的地理防线更加坚固，杭州成为了南宋的战略重地。

绍兴十年（1141），通过“绍兴和议”，宋金两国的对峙格局最终得以确认。南宋朝廷以杭州为都，结束了对中原的恢复幻想。临安的定都，标志着南宋政治的稳定，但也意味着南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北地，最终只能通过海上贸易、内陆防御来维持国家的强盛。

南宋的地理局限，以及内外势力的复杂博弈，使得这个王朝最终放弃了重建中原的梦想。尽管临安（今杭州）成为了经济文化中心，但朝廷始终未能完全摆脱北方金国的威胁。南宋的“偏安一隅”，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最终随着蒙古的崛起，这一局面才被彻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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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改写后，文中的细节更加丰富，背景和情节的描述也有所增强，同时大体字数没有变化，段落的主旨依然得以保留。如果您需要进一步调整或补充某些部分，请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