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是一部溯源夏商周三代祖先神话的创新之作，探讨了鲧、禹、帝舜、仓颉、祝融等神话人物，阐释了一套全新的上古神话生成机制。作者结合文献、文物、古文字与域外神话传说，运用跨文化比较研究，探究了鲧禹神话与西亚神话的渊源关系、良渚文化与夏文化之间的联系、殷商时期“玄鸟”与雷神崇拜的成因等，全面揭示了三代先民的造神运动和奉神为祖的历史叙事，厘清了三代祖神神话的真实面貌，将已经历史化了的所谓夏商周人的祖先，还原为夏商周人的祖神，为古史重建和复原上古神话奠定了基础。

《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宋亦箫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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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神徽为何是大禹骑龟？

良渚文化神徽处在一个无文字的大传统社会，故无法自证其与鲧禹有什么关系，而后代的文献将鲧、禹记载为夏朝夏文化的开创者。那么，要想证明良渚文化神徽是大禹或伯鲧骑龟，至少得证明良渚文化与后来的夏文化有文化交流或承续关系。

这方面的证据，已被董楚平、陈剩勇、黄懿陆、吕琪昌等数位学者从考古实物和文献两个方面深入地讨论过，此外在良渚文化分布区还有传承至今的大禹神话、传说和仪式。我们只需要好好总结这几方面的成果就行了。

董楚平从考古实物和文献两方面分析了良渚文化对中原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他指出，当太湖地区玉器文化基本消失的时候，在山西的陶寺文化、甘肃的齐家文化和河南的龙山文化中，实然出现了本地区前所未有的玉琮、玉钺、玉璧，以及代表太湖地区其他传统文化的物件。他认为陶寺文化中的玉（石）琮、钺，破土器，石犁，漆器，等等，源头都在良渚文化。他还指出河南龙山文化中的有段石锛、扁平穿孔石斧、凿井术等，当自太湖地区传入。齐家文化中的璧、琮、穿孔石斧（钺）等，在黄河上游找不到祖型，源头当也是良渚，并经中原传入。在二里头文化中，董楚平找出了更多的良渚文化因素，例如鼎、贯耳壶、瓦形足三足盘、玉礼器、印纹陶，还有鼎、豆、壶的礼器组合，等等。此外，董还利用十一处文献证据，证明夏王朝上层有东南方的苗蛮血统。至于良渚文化影响夏文化的路径问题，他提出江淮的薛家岗文化是中介，所以良渚文化是通过江淮地区传播到中原的。

陈剩勇以一本专著回答了良渚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他的基本观点是：夏族的发祥地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分布区，夏朝崛起于东南地区，良渚文化末期（也称夏禹宇宙期）的海侵事件，导致夏人主体特别是社会上层北迁和南徙，其北迁者进入中原，创造了中原夏文化。夏禹宇宙期海侵的考古学证据，则是在诸多良渚文化遗址之上，普遍发现了海侵痕迹——淤泥、泥炭和沼铁层，有学者更是列举了被淹没于湖泊、泥沼或被淤泥、泥炭覆盖的良渚文化聚落多处。中原的鲧、禹治水传说，当是以良渚文化末期海侵事件为历史素地的神话表达。关于夏人北迁的证据，陈剩勇列举了10种，笔者认同其中的9种，分别是夏执玄钺与东南史前文化中的石钺，二里头青铜鼎与源自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的陶鼎，夏后氏之璜与良渚文化玉璜，夏后氏玄圭与东南史前文化玉石刀、圭形器，夏社与良渚文化祭坛，夏后氏堲周与良渚文化红烧土块堆置墓穴周围的葬俗，起源于夏、流行于三代的鼎、豆、壶随葬礼器组合与良渚文化中的同类器，瓦形足三足簋、鸭形壶在二里头文化和良渚文化中互见，夏代礼器尚黑与良渚文化黑陶，等等。陈著中列举的这9种夏文化因素，均可在良渚文化中找到源头，揭示了二者密切的源流关系。

笔者基本认同陈剩勇关于良渚文化与夏文化关系的观点，略有差异的仅是认识的角度和程度。例如，笔者以为，夏文化仍创始于中原嵩洛地区，不渊源于东南的良渚文化，后者只是构成夏文化特别是夏文化上层的重要文化质素。也即，良渚社会上层在海侵事件中被迫外迁，他们中的重要一支迁到嵩洛地区后，与当地的中原龙山文化、西来的齐家文化相遇，形成了全新的夏文化；并且将形成于东南的鲧、禹治水英雄传说带到中原，演变成中原的治水传说。

黄懿陆通过对《山海经》的解读，认为《山海经图》中记录了良渚先民因洪水而北迁中原的史事。特别是《山海经·西山经》中的《西次三经》，讲述了“良渚先越之民长途跋涉，历尽千山万水之后，终于到达黄河南岸，从而攻占其地在中原建都之前的故事”。这种通过对传世文献的全新解读而得出的新认识值得关注。

吕琪昌另辟蹊径，通过探索夏文化的重要礼器——封顶盉、爵、觚的起源和传播路线，得出夏王朝主体渊源于良渚文化的结论。具体来说，他发现夏文化封顶盉源于太湖地区的陶鬶，青铜爵则是环太湖地区小型陶鬶的“后裔”，青铜觚则源自良渚文化的漆觚。远古礼器的象征意义至深且大，在“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时代，这源自良渚文化的夏文化三大礼器，只有认同使用它们的两大族群有共同的文化根基才能说得通。

以上四位学者的研究，指向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即夏文化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代表夏族上层社会精神文化的礼器、礼制，多来源于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由此他们推断因良渚文化末期海侵事件的发生，良渚人群的重要一支北迁到中原创造了夏文化，良渚文化与夏文化是源与流的关系。那么，作为良渚文化神徽“伯鲧御龟”或“大禹骑龟”的主要形象的鲧或禹，随着良渚人的北迁而传播到中原并成为夏人的始祖，以及鲧禹治水神话和传说形成，就顺理成章而不足为奇了。

海侵过后的太湖流域，后来形成了吴越文化。越人自称是禹后，在越文化分布区，流传着大量的大禹传说和故事，遗留下大量崇禹祭禹的遗迹遗物。传说故事有“禹禅会稽”“禹会会稽”“禹娶涂山”“禹葬会稽”“禹疏了溪”“会稽鸟耘”等，文物古迹有涂山、涂山禹庙、石船石帆、铁履铁屐、禹宗庙、大禹陵、禹庙、禹祠、禹珪璋璧佩、禹剑、岣嵝碑、大禹寺、菲饮泉、禹井、宛委山、禹穴、禹会乡等，保留至今的仪式活动则有“祭禹”。这种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足以说明大禹与越文化、越地的密切关系。至于奉鲧、禹为祖神并镂刻其形象于玉器上的良渚人，不是因海侵事件而外迁了么？为何事隔1000余年后，在越地重又出现大禹崇拜了呢？我的理解是，虽然良渚族群的上层及大部分族群确已北迁南徙，但仍有少部分蛰居于高处未曾浸于水下的良渚聚落，生存于此的少部分良渚人与后来迁入的马桥人融合，并继续演变出越文化，正是这少部分良渚人将大禹崇拜保留了下来。此外，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北迁中原的良渚人后代的部分回迁，他们同样可以将大禹崇拜带回故地。《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中追述越王世系，正是持后一种观点。且这两种情况也不矛盾和排斥，可以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