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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家经济的根基，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在和平时期，粮食安全的关键性往往被人们忽视，但历史上多个朝代的兴衰兴盛都深受粮食保障状况的影响，粮食问题往往成为影响政权稳定的隐形杀手。

当今，非洲和中东地区依然面临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著名国际战略家基辛格曾言：“谁掌握了石油，谁就掌控了国家的命脉；谁掌控了粮食，谁就掌握了人类的未来；谁控制了货币，谁便主宰了全球经济。”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粮食在国际博弈中的战略地位。

美国凭借其拥有的三大粮食巨头——ADM（邦吉）、邦吉和嘉吉，牢牢掌控着全球粮食大宗商品的价格权力，这种垄断地位加速了苏联经济体系的瓦解。尽管如此，美国的打击只是外部因素之一，苏联解体的根源更为复杂，其粮食生产体系早在苏联74年的历史中就存在深层次的问题。

十月革命后，俄国共产党掌控了国家政权。列宁亲自缔造了历史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结束了内战混乱的年代，列宁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现实局面：既要防范沙皇余孽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复辟，又必须迅速整顿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

为此，列宁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农业领域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

农业生产的先天不足

在阐述新经济政策之前，必须了解革命前俄国农业的基础状况。受自然环境影响，俄国绝大部分国土位于高纬度地区，冬季漫长且严寒，夏季短暂而温暖。这种气候极大限制了作物种类，农民只能种植小麦、大麦、土豆和玉米等耐寒作物。恶劣的气候条件成为俄国农业发展滞缓的根本因素之一。

此外，1861年推行的农奴制改革并未触及根本。由于是“改革”而非“革命”，这次变革注定带有妥协性质。正如《列宁全集》所述，这次改革实际上是农奴制的变相延续，是对农奴的剥削换了种方式。农奴虽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在苛刻的赎金、土地租金和赋税压力下，不得不依赖大地主的保护以求生存。

因此，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大片土地因无人耕种而荒废。1905年数据显示，30000名大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而超过1000万的底层农户仅有7500万俄亩，户均土地差距极大，达到2300比7。这些因素共同限制了俄国农业的长远发展。

农业领域的曙光初现：新经济政策

面对上述先天不足，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推出了新经济政策，农业改革成为核心。1921年，开始实施两项关键措施。

首先，税收政策调整，用粮食税取代了战争时期的余粮征集制，农民按税率上缴粮食，剩余粮食允许自由买卖。这一政策赋予农民更大的自主权，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农民能保留部分产出用于改善生活。

其次，在农村组织结构上，逐步废止“共耕制”，推广以合作社为核心的耕作模式。战争时期因缺乏机械化和工业基础，共同耕作成为权宜之计。但列宁及领导层意识到，这种制度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从运输和流通开始，逐渐推广合作社制，农民对此接受度较高。

新经济政策成功结合了国家长远战略与农民的现实需求，极大激发了农业生产积极性，为巩固新生政权奠定了基础。

潘多拉的盒子：全盘集体农庄

苏联农业政策的制定与最高领导层密切相关。列宁去世后，党内围绕新经济政策的继续与否产生激烈分歧。

以布哈林为代表的理论家主张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强调经济现实，反对关闭农业市场和禁止贸易。而托洛茨基等主张优先工业化，通过提高工业品价格和压低农产品收购价，即所谓“剪刀差”，实现对农业的挤压。

斯大林最终支持托洛茨基路线，提出并推行“全盘集体化”。1927年苏共第15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强调五年计划工业成绩的同时，指出农业落后是关键短板。他提出必须废除分散的小农经济，建设以集体化和高新技术为基础的大型农庄，这一思想载于《斯大林全集》。

1929年，斯大林在苏共中央四月会议上压倒布哈林，正式启动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目标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500万户集体农庄，后期目标增至3000万户。若以每户平均4至6人计算，这意味着约1.2亿至1.8亿人口将参与集体农庄体系。考虑到当时苏联总人口约2亿，这一规模极大限制了人口流动和自由。

同时，为加快工业化，斯大林并未降低国家粮食征购指标。1928年至1930年间，谷物总产量虽从7.33亿公担降至6.99亿公担，但粮食库存却从1150万吨提升到2600万吨。集体农庄为完成任务，强制农民交出余粮，部分地区甚至未留足基本口粮，导致民生困苦。

集体农庄制度成了苏联农业困境的根源。尽管如此，面对外部威胁，日本法西斯占据东北亚大片领土，欧洲战争频发，斯大林只能权衡利弊，加快工业化，农业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妥协。

最终，1951年至1953年，苏联人均粮食产量仅450公斤，甚至低于1913年的540公斤，显示集体化未能带来预期的农业繁荣。

朝令夕改的赫鲁晓夫

集体农庄制度的僵化伤害了农民情感，降低了苏共的民众支持率。赫鲁晓夫执政初期雄心勃勃，试图改变这一局面，但最终成效有限。

1953年，他加大农业投入，减少重工业资金，提升农产品收购价格，并放宽部分政策，如免除农户对国家的欠债。改革初期虽未根治问题，但改善了农民生活状况，体现出“治标不治本”的策略。

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后农业政策回归原点。赫鲁晓夫盲目推动国营农场发展，集体农庄数量由93256个减少至69129个。他大力推广玉米种植，导致大量不适宜地区种植失败，留下了“手持玉米”的著名图片。

1957年赫鲁晓夫自夸农产品产量改善，反而限制农民副业发展。1963年粮食减产23%，甚至出现配给制度，标志改革彻底失败。

昙花一现的你滴勋宗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纠正了赫鲁晓夫的部分失误，推行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核心的集约化农业政策。改变粮食收购制度，加强农业管理，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开发黑土地。

这一系列科学举措促使农业产量提升。1976至1980年间，人均谷物产量达到785公斤，比赫鲁晓夫时期提升210公斤。

然而，改革仍停留在表面，未触及集体农庄这一根本矛盾。苏联仍需进口数百万吨粮食以满足工业需求。继任者戈尔巴乔夫未在农业领域有所突破，重心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农业发展陷入停滞。

1900年后，苏联财政赤字高达1400亿元，95%以上的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普遍短缺，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政局更加动荡，最终苏联解体不可避免。

美苏冷战中的粮食战略

冷战期间，美苏斗争全方位展开。美国外交策士基辛格敏锐捕捉苏联粮食困境，制定“粮食-石油战略”和“粮食-阿富汗战略”。

“粮食-石油战略”核心是以粮食换取苏联石油。中东战争引发石油危机，美国为稳定欧洲盟国，提出购买苏联石油，同时向苏联出口粮食。1974至1975年，苏联粮食歉收，从美国进口粮食占外购总量85.5%。美国希望通过签订长期粮食贸易协议，加强对苏联的控制。

苏联虽坚持粮食与石油不挂钩，表面占优，但石油危机终有结束，苏联未能改善农业政策，经济受挫。里根执政后，美国推行“逆向石油冲击”，促使中东产油国增产，油价从30美元暴跌至12美元，进一步削弱苏联经济。

“粮食-阿富汗战略”则是“粮食-石油战略”的延伸，粮食作为武器制约苏联军事行动。苏联入侵阿富汗激起国际社会谴责，美国联合盟友实行粮食禁运。1980年卡特政府取消1700万吨粮食出口合同，针对苏联畜牧业施压，期望迫使苏联撤军。

尽管苏联未如预期退兵，但国内反对声音高涨。一个连基本温饱难保的国家，却耗费大量资源进行海外战争，激起民众愤怒。粮食危机逐渐恶化，局势愈发难以挽回。

卡特政府的策略虽未立即奏效，但加剧了苏联内部矛盾，粮食困境陷入恶性循环。美国逐步形成粮食霸权，战略效果逐渐显现。

随着石油价格下跌，苏联外汇减少，财政紧张，政治分裂加剧，最终不得不向西方贷款和请求粮食援助，配合政治改革，走上自由化与解体道路。

结语

粮食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粮袋子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便会成为被人操控的弱点。中国必须做好双重准备：一方面坚持粮食自给自足，坚定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参与全球粮食价格的规则制定，打破美国垄断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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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书目：

《俄罗斯道路：历史与现实》 主编

《苏联农业问题考察》 曹志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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