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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襄樊之战进入胶着的相持阶段时，关羽忽然收到了来自曹操辗转传来的重要情报：孙权已经派遣了吕蒙和陆逊率军暗袭你的南郡和公安，而他本人更是亲自赶赴前线，紧贴前线指挥战事。兄弟，你现在身处极大危险之中！

为了让关羽确信消息的真实性，曹操还贴心地附上了一封孙权亲笔写给自己的信件，里面详细透露了孙权的全部作战计划和意图。

关羽拿到这份通过曹仁递送来的情报后，首先对曹操的好意表示感谢，但很快又对樊城周围的包围态势产生了怀疑：“这封‘曹公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的信，究竟是怎么被送到曹仁手里的？会不会是曹仁自己伪造，故意用来扰乱我们军心的假情报？”

在刘备集团中，关羽不仅仅是位武将，更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人物，春秋左传他能倒背如流，对其中的经典战例也非常熟悉。他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也颇为深入，尤其明白“用间”（情报与间谍活动）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因此他“犹豫不能去撤退”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此时洪水正将樊城城墙一点点淹没，而他手中兵力约是曹仁的十倍之多，只要稍加努力，便能攻破樊城将曹仁擒获。此刻撤兵，无异于功亏一篑。

古语有云：“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仅凭曹仁用弩射来的箭书就仓促撤退，无疑会对荆州军的士气造成沉重打击。

无论怎么考虑，曹操送来的情报可信度都不高。要想在重重包围下将信件送入水深数丈的樊城，几乎需要神行太保背着浪里白条的本事，而信件经过多次转手传递，时效性也大大降低。

所以，曹操的情报不应完全信赖，这成为关羽犹豫不撤兵的第一个重要理由。

关羽拒绝撤兵的第二个原因，则是他早在出征之前就做了针对东吴偷袭的严密防范准备。除了糜芳、士仁之外，还有治中从事、留典州事的潘濬。历史记载中，这位潘濬并非如小说里所写的“多疑好利”，他实际上是个既有勇有谋、作风果断凶狠的将领（详见《三国志·卷六十一·吴书十六》）。他与糜芳、士仁三人联手，即便不能完全击退东吴奇兵，坚守三五个月也绝对没有问题。

糜芳身份尊崇，是“国舅”，同时也是刘备起家的重要资助者。他的兄长糜竺在成都的地位甚至比诸葛亮还高；士仁则是刘备的老乡，来自幽州，两家相距不过百里，从刘备起家之初就忠心跟随；潘濬则一向被刘备重用，他还有一个表兄蒋琬也随刘备进驻成都，算是半个“人质”。

刘备特意安排这三人看守后方，理应尽职尽责。即便孙权率全军出动，他们也有能力坚守一段时间，并且必定会制造很大声势，保持与南郡之间的粮道畅通。虽然糜芳在粮草供应上偶有懈怠，但一旦遭到攻击，必然会及时发出飞书求援。

关羽没有收到糜芳或潘濬发来的任何警报，若仅凭一封真假难辨的曹仁箭书就仓促撤围，这样的决定即便是诸葛亮也不会做，更不用说刚刚大获全胜的关羽了。

基于这两个充足的理由，关羽理所当然要争取先攻下樊城再说。只要拿下樊城，便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坚固的新根据地，不仅打开了进攻中原的大门，还能以逸待劳迎战徐晃、张辽等长途奔袭而来的曹军。

除了不愿意放弃“煮熟的鸭子”这一既定胜利果实，对糜芳、士仁、潘濬三人的信任之外，关羽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不撤兵：曹军三万精锐刚刚被他俘虏，短时间内曹操很难重新集结力量驰援襄樊。徐晃率领的新兵，更不足为虑。

关羽对曹军兵力十分了解，因为送往江陵的俘虏就有整整三万人。在汉末三国那个兵力不易聚集的时代，三万兵马绝非小数。罾口川一战中，曹操的元气几乎被击垮，堪称“伤筋动骨”。

我们细细研读三国史料便知，刘备后来亲自带兵征伐东吴时，兵力不过四万人；而曹操在官渡之战中，自称只有一万兵马。可见三万军队的规模和战力。

这次被俘三万曹军，严重打击了曹军士气。徐晃带领的这批新兵，曹操也不抱太大希望，因此严令他不要轻易招惹关羽，只需威胁使其离开樊城即可：“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以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还，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

如果关羽听信情报选择撤兵，那才是真正中了曹操借刀杀人的计策，极可能陷入曹孙两军夹击的险境。

事实上，关羽兵败樊城的最主要原因，还要归咎于天时不助。只要洪水再涨一点，就会漫过樊城城墙，将曹仁变成另一个被围困的于禁；若洪水未迅速退去，夯土城墙便会被泡塌。

汉水暴涨来得急退得快，正是这个自然因素让曹仁能够趁机与徐晃合兵夹击，最终打破关羽的包围：“徐晃救至，水亦稍减，晃从外击羽，仁得溃围出，羽退走。”

古代战争胜负，从不靠大将单挑决定，统帅的责任在于合理排兵布阵。但面对同时从腹背受敌的局面，纵使千军万马，也难有完美应对之策。

关羽攻打襄樊，属于远征他乡，后勤补给完全依赖南郡调运。徐晃切断粮道，曹仁从樊城突围，襄阳的吕常也虎视眈眈，这种情况下，关羽即使不愿，也不得不选择撤退。

关羽水淹七军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八月，而他最终兵败于临沮，是在年底十二月，这四个月内，刘备和诸葛亮在成都未曾给予关羽任何实质性支援，甚至连东吴军队的调动消息都未通报——彼时三国鼎立，侦察和斥候活动频繁，任何一方大规模军事调动难逃对方耳目。

熟悉三国历史的读者会惊讶：以宽厚仁德闻名的刘备集团，为何叛徒频出？关羽素来善待部下，为何在遭遇挫败时，士兵却纷纷溃散？

关羽最终兵败身亡，根本原因在于接连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谁会想到“国舅”糜芳竟未发一箭便放弃了南郡？谁又能料到士仁，在刘备东奔西走时一直忠诚，却在刘备三分天下之时叛变？更难以置信的是，受刘备委以荆州民政全权的潘濬，也未做任何抵抗？

吕蒙乔装成商贾，白衣渡江，显然未携带重型攻城器械。若没有糜芳和士仁的协助，要想让士兵手持利刃爬墙攻下南郡和公安（公安为刘备荆州牧治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史料中关于士仁记载不多，但可确定他姓“士”而非“傅”，这是因为东汉及其后很长时间内，人名多为单字，简称时多用名不称姓，例如称关羽、张飞、诸葛亮时，都是用“羽”、“飞”、“亮”称呼。称糜芳、士仁时，也仅用名。

士仁能被刘备重用，说明其能力不俗；糜芳亦非庸人，他与兄长糜竺一同放弃了曹操封赏的高官，忠心耿耿追随刘备：“曹公表竺领嬴郡太守，竺弟芳为彭城相，皆去官，随先主周旋。”

综上所述，关羽坚信后方稳固、不撤兵，完全是基于综合形势的正确判断。换作诸葛亮，也不会因曹操一份真假难辨的情报，而轻易放弃樊城和襄阳这两个战略要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真正做到这点实属难事：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人心善变。假如你是统帅荆州军的关羽，在接到曹操送来通报孙权吕蒙袭取南郡的情报后，又将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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