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记忆中，张澜总是戴着瓜皮帽，穿着传统的长衫，长长的胡须让他显得格外和蔼可亲。这种独特的装扮，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然而，也正是这身服饰，曾让一些人产生了不太好的印象。对于他们来说，张澜的这身打扮太过古老，仿佛一个过时的清朝遗老，无法与新时代的气息接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方面焕发了新气象，连服装也变得现代起来。那时，除了备受尊敬的解放军军装外，最受欢迎的便是中山装。它象征着革命和现代化。然而，张澜依然坚持戴着瓜皮帽，穿着清朝遗风的长衫，这让他显得格外显眼，甚至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特别是那些来自解放区的同志，看到他这样的装束，纷纷表示不解与反感。

得知了这些同志的态度后，朱德总司令公开发表了一番讲话，他坚定地说道：“提到革命，大家没有一个比他更早的。”朱德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详细讲述了张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种种贡献，从辛亥革命到反袁世凯，再到冒着生命危险组织民盟，拒绝参与伪国大的抗争，最终孤立国民党、蒋介石的革命经历。朱德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肃然起敬，也让大家认识到，张澜的历史地位和革命精神远远超出了他的装束所能体现的。

张澜，1872年4月2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中和乡（今莲池镇）的一个清政府秀才家庭。自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张澜的才智早已显现。1911年，张澜领导了四川的保路运动，捍卫了当地民众的利益。那时，张澜作为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参与了这场关乎人民利益的保路斗争。

1911年春，清朝已经是风雨飘摇，内部腐败严重。为了延续统治，清政府决定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不过是将铁路的主权卖给帝国主义的一个伎俩。通过这一政策，清政府企图将铁路的建设权交给外国列强，这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抗。

而在这时，张澜挺身而出，作为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组织了各地的反抗力量。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张澜不仅在成都发表了激情四溢的演讲，阐述保路运动的紧迫性，还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短短几天时间，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便增长到了10万人，涵盖了四川省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等各阶层。

然而，清政府非但没有采取安抚措施，反而以暴力手段镇压群众的反抗，这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保路运动采用了罢市、罢课、抗捐、抗粮等多种方式，最终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不仅未能压制民众的反抗，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其统治的根基。

不久后，保路同志会更名为保路同志军，成为了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导火索。正如孙中山所言：“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保路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展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四川后来的独立做出了贡献。

武昌起义后，四川局势复杂，四川总督赵尔丰无法控制局面，只能将政权交给了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张澜。11月27日，四川宣布独立，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张澜被任命为军政府参赞，辅佐政务，积极为四川的独立和自立打下了基础。

随后的几年里，张澜不断履历重要职务，先后担任了四川军政府参赞、川北宣慰使、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等职位。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张澜回到家乡南充，创办了南充县立中学、南充实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家乡培养了大批人才。

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张澜积极响应了云南的起义，并参与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支持了各地的独立运动。1916年，张澜被任命为嘉陵道道尹，随后又成为四川省省长，直至1920年8月，因母亲去世而辞去省长职务。

此后，张澜进入教育界，担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国立成都大学（今四川大学）校长，培养了大量国家栋梁。1934年，张澜应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邀请，担任了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参与地方治理。全面抗战爆发后，张澜又担任了四川省抗战后援会主任，积极参与抗日活动。

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一起，张澜在重庆发起了民主宪政运动，旨在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推动宪政改革。1941年3月，张澜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民盟的前身），并当选为中央主席。民盟在张澜的领导下，支持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

1945年，张澜积极参与了国共谈判，在重庆的会谈中，他为促成《双十协定》的签订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期间，张澜坚定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推动和平统一，逐步将国民党反动派孤立。

1948年，张澜以民盟主席身份，公开发表声明，呼吁推翻蒋介石政权，并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随着这一声明的发布，民盟正式与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起，共同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1949年6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筹备期间，张澜应邀来到北平，积极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并在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听完朱德的讲述后，张澜的历史贡献和革命精神得到了广泛认可，那些曾经对他有所误解的人，纷纷意识到自己对张澜的态度过于草率，深感自愧不如。

在开国大典前，由于张澜一贯节俭，衣服陈旧，周恩来总理特意从国家经费中拨出一笔钱，让张澜制作一件新长袍，以便他能穿上新衣服出席天安门的盛大仪式。然而，张澜婉拒了这份好意，他谦逊地说：“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能用来做衣服呢？”

最终，张澜自费在开国大典前赶制了一件布长衫，穿着它走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张经典的照片，记录下了他穿着新长袍，站在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间，目光坚定而有神，给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