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3年，齐王司马攸因声称重病，将自己装作病入膏肓的模样，然而太医们却纷纷表示他并无大碍。面对这种状况，晋武帝下令要求他立即离京。当时，司马攸的病态早已显现，他几乎快要死了，但仍然被强制上路。不久，年仅36岁的司马攸便在路上吐血而亡。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权力滔天的齐王，最终落得如此凄惨的结局呢？又是什么力量，使得兄弟之情在一瞬间化为冷酷无情，晋武帝决心毫不留情地将亲弟弟赶出京城？

这一切的背后，源自司马氏篡魏的历史遗留问题。

一直沉浸在美色和享乐中的晋武帝，听闻司马攸死讯时，立刻涌现出两行热泪，他心情沉重，随即驾车亲自前往司马攸府上吊唁。司马攸的儿子，满眼泪水，痛哭流涕地跪在晋武帝面前，请求严惩那些诬陷他父亲装病的御医。

原来，司马攸并不愿意离开京城。他曾上奏晋武帝，恳求宽容，表示自己身患重病，实在难以承受舟车劳顿。晋武帝当即拒绝，并派遣御医为司马攸诊治。然而，故事并未就此平息。其实，早在公元276年，洛阳曾经历一场让人记忆犹新的大雪。那一年，京城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晋武帝也不幸染病，几乎未能挺过。因他病重，许多人开始暗中支持司马攸上位，幸好，晋武帝命硬，最终从死神手中逃脱。

“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这就是《晋书》中的记载，反映了当时朝中不少大臣的心态。而晋武帝，在经历过多次险情之后，终于决定了要为自己扫清一切障碍，彻底摆脱司马攸的威胁。

早在265年，司马炎从司马昭手中继承了帝位之后，他就意识到，司马攸迟早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于是，晋武帝便以此为契机，强制将他送往封地。在这一过程中，司马昭甚至杀了几位试图为司马攸求情的大臣，才得以将亲弟弟赶出洛阳。

这一天，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直接行动，亲自派遣御医去诊治司马攸。当司马攸称自己患病时，御医们犹如见到了自己的“保护伞”，他们都心知肚明，若是司马攸真病重，那他们的生命也许就难保了。所以，他们一致向晋武帝报告，司马攸身体并无大碍。

司马攸，素以俊逸潇洒、风度翩翩为人们所知。他不仅容貌出众，而且仪态高雅、言谈得体。身为西晋王室的成员，甚至连病倒的模样都保持着“偶像包袱”。他在病重时依然严格要求自己，保持着原本的形象和气质，举止间丝毫不显异样。

就这样，经过一番御医的合力配合，一时间，关于“齐王司马攸装病”的谣言在京城中传得沸沸扬扬。令人没有料到的是，司马攸在出京途中竟然吐血而死，这一幕令所有人都无法再忽视事实的真相。

晋武帝的“明君”形象并不允许他故意掩盖真相，因此，司马攸的死，最终有了一个“官方版本”：他因御医的失职，导致了病情加剧，才悲剧性地吐血身亡。为了避嫌，晋武帝迅速下令惩处了那些御医，并将司马攸的儿子立为新的齐王。

这场悲剧，其实早在司马氏篡魏之初就埋下了伏笔。

追溯到公元249年，司马懿在魏帝曹芳出征高平陵扫墓期间发动了政变，一举夺取了魏国的军政大权，曹魏的皇帝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司马懿去世后，司马师继承了权力，而司马昭则接管了司马师的继承事务。司马攸是司马师的养子，在司马昭的“栽培”下，日渐显赫。

然而，到了265年，司马昭去世，权力传给了司马炎。许多人都认为司马昭有意让王位传给司马攸，但实际上，这只是他对外的“权谋手段”。因为，在外人看来，司马攸名义上是司马师的儿子，而司马昭则一直以“临时代理”的身份掌控着所有权力，直到他最终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司马炎。

而《晋书》中的记载，正如历史上的“镜子”般揭示了贾充的作用。作为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总能准确揣摩其意图，并在关键时刻“帮腔”扶持司马炎。这一切，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司马炎与司马攸之间的权力斗争，这场兄弟争斗无论如何都不会善了。

司马昭之所以执意如此做，是因为他并不认为司马攸有足够的能力来继承王位。而且，司马昭本人的政治理念并非要将权力传给一个被过继的继承人，而是希望由自己的亲生儿子坐上帝位。

然而，司马攸却并不这样认为。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整个家族，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格和能力去掌握权力。正因为如此，司马攸与司马炎之间的对立，最终成为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权力斗争。

当时，司马炎虽然并不满司马攸，但他并没有采取极端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直至公元276年，司马炎差点死于瘟疫，在恢复过来后，发现自己的皇位几乎要传不下去，于是果断行动，开始削弱贾充的权力，并加大了对司马攸的打压。

司马炎的这种行为，虽然暂时让他获得了权力，但也打破了朝中微妙的平衡，导致了日后“八王之乱”的爆发。西晋王朝的短命和动乱，也与司马攸的死有着直接关联。

在后来的历史中，许多思想家也对司马攸之死做出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若司马攸不死，西晋的局势或许会有所不同。王夫之曾感慨：“西晋之亡，亡于齐王攸之见疑而废以死也。”

事实上，西晋虽然在司马炎死后的十年内曾短暂繁荣，但局势并没有因这段繁华而稳定，反而埋下了更多的隐患。而最终，这些矛盾和权力斗争的后果，注定了西晋王朝的覆灭。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历史的潮流往往并非由单一的个人意志所主导，而是由更深层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所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