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风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善战的朝代之一，其战争的频繁程度几乎贯穿了整个朝代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唐朝一开始便处在持续的战争状态中，与周围的游牧民族关系紧张，且频繁发生冲突。汉武帝时期，倚赖前期积攒的财富与人力资源，通过全国力量的大动员，才最终在漠北草原上重创了匈奴。尽管取得了胜利，但这一过程的代价十分巨大，汉朝几乎面临了国力的崩溃，人口减少了一半。幸运的是，在昭宣二帝的领导下，汉朝采取了恢复性措施，才得以延续百年之久。

然而，唐朝却与汉朝有所不同。从太宗贞观年间开始，唐朝的战争几乎无间断。在此期间，唐军对周边各部族、政权进行了不断的征伐。在唐太宗的领导下，东突厥这一东亚的霸主在李靖的指挥下彻底崩溃，东突厥政权最终成为历史的过往。唐朝不仅成功地铲除了草原游牧帝国的威胁，而且通过在丝绸之路上的一系列辉煌胜利，向世界展示了大唐的威名。与此同时，西突厥和薛延陀也接连遭到唐军的压制，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唐朝的战绩堪称中国历史的空前绝后。

唐朝疆域图

然而，在唐朝的辉煌背后，始终潜藏着两大隐患。首先是在西南方向的吐蕃政权。吐蕃的崛起几乎与唐朝同步，成为青藏高原历史上唯一的统一政权。自贞观年间的松州之战以来，唐与吐蕃之间的关系一直充满了战争与和解。由于高原的特殊地势和气候，唐军在进攻时常常面临高原反应以及物资运输的瓶颈。吐蕃则能依托高原的天然屏障，集中兵力与资源，对唐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高宗时期，唐朝一度计划借着高句丽战事的余威彻底解决吐蕃问题，然而这个雄心壮志的计划却最终在大非川的战役中宣告失败。吐蕃的名将论钦陵将唐朝名将薛仁贵的威名打得粉碎，从此，唐与吐蕃的战争在今青海地区陷入了拉锯战。

薛仁贵塑像

大非川是他一生的痛

另一个潜在的隐患则来自东北。在魏晋时期，慕容氏的崛起让东北的政治力量首次介入中原政权的竞争，这一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为了避免东北势力做大，唐朝始终对东北方向保持警惕，并通过多次军事行动确保当地的政治平衡。唐朝的军事部署一度将东北地区的部族压制得较为平稳，避免了像过去那样的政权挑战。

此外，唐朝还需要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作为重要的经济命脉，丝绸之路不仅对中原经济至关重要，还承担着连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功能。因此，唐朝必须控制西域，压制任何可能对丝绸之路构成威胁的政权。这些因素让唐朝在初唐到盛唐时期的百余年里，不断参与战争，形成了对外用兵的常态化趋势。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唐朝的军事体制也发生了重大调整。在太宗到高宗初年，唐朝虽有府兵制，但随着战事的常态化，这一体制渐显疲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唐睿宗在景云年间设置了节度使，标志着军事指挥体系的调整。到开元年间，唐玄宗调整节度使的设置，形成了一个新的战区结构。

节度使作为地方军政大权的拥有者，具有广泛的权限。最初，中央政府通过控制兵员的方式来制约节度使的权力。然而，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和府兵制的衰退，节度使的权力逐渐无法得到有效制衡，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示意图

在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增设了许多新的节度使，节度使的势力逐步渗透到内地。这一变化直接催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并为后来的五代十国局面埋下了伏笔。为了遏制藩镇的割据，唐朝设立了神策军作为中央直属的军队，但由于对宦官和宗室的不信任，这支军队的指挥权最终落入了宦官手中。宦官的崛起导致了朝廷内部的动荡，废立皇帝如同儿戏，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对抗逐渐激化，直至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这场变故标志着唐朝政治腐化的开始。

宦官和官僚之间的斗争在唐朝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抗体系，历史上称之为“南衙北司之争”。这一现象与明朝的内阁与司礼监之间的权力斗争有所不同。在唐朝，官僚集团内部的纷争更为复杂，贵族出身的官僚与科举出身的官僚之间常有摩擦。这些问题逐渐侵蚀了唐朝的政治生态，并且加剧了朝廷的腐败。

这些内部矛盾使得唐朝在后期的历史中不断走向衰败，直到唐宣宗大中年间，局面才得到了短暂的缓解。但最终，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导致了唐朝的崩溃。907年，黄巢起义后，朱温以节度使身份篡位，建立了后梁，标志着五代十国的乱世开始。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这一番话道出了节度使对中央政权的挑战，而这种由节度使带来的地方割据局面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北宋王朝。赵宋皇室通过种种手段避免这些问题的重现。在防范藩镇割据方面，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削弱了武将的兵权，并将军队的指挥权集中于中央。

此外，赵宋皇室与武将家族的联姻也成为一种惯例，目的在于通过亲情纽带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此同时，宋朝还实施了强干弱枝的地方政策，通过收编地方精锐军队并控制禁军，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势力的影响力。

宋太祖赵匡胤

尽管如此，宋朝的政治体制也存在诸多问题。为了避免地方武将的过度权力，宋朝推行了分权制，限制了官员的专权。然而，这一制度却导致了政府效率低下、官员人浮于事、人员庞杂等问题，使得宋军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冲突中屡屡处于劣势。由此，宋朝面对的“三冗”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进，虽然有所尝试，但因种种原因，变法未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这些积重难返的弊端导致了靖康之耻的悲剧发生，宋徽宗和宋钦宗相继被俘，北宋的覆灭成为历史的一个标志。

宋徽宗

可以说，宋朝在用其生命纠正唐朝的种种错误。而这种历史的沉淀，映射出了中国历朝政治体制中不断变化的核心问题——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如何防止军事势力的过度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