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西方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普遍将视线聚焦于商朝的起源与发展，而对于夏朝的存在却往往避而不谈，或者仅仅将其视作传说，认为它的存在缺乏实质性证据。即便提及夏朝，也很少提到它“可能”或“大概”存在，整体上，西方学界对此持否定态度。

历史学家都清楚，考古学不是万能的，许多历史事件是无法通过考古学方法获得确凿证据的。例如，亚历山大的东征，就没有明确的考古证据可以直接证明，而今天我们对夏朝的讨论也处在同样的境地。此时，信史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当考古学无法证实一段历史，却也无法完全否定它时，我们只能依赖于那些来自古代文献的历史记载。

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西方学界曾普遍否定中国夏商王朝的存在。然而，甲骨文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商朝的确存在，而且甲骨文中的“商朝王表”与《史记》中的记载高度一致，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司马迁对夏商历史的记载具有可信度。因此，也有理由相信，《史记》中的夏朝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尽管如此，西方学者至今仍坚持不承认夏朝的存在。既然信史已有明确的记载，那么为何西方学者仍然如此坚决地否定夏朝呢？

西方学者质疑：史记也能作为信史吗？

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报告一经发布，便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强烈的争议，甚至有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公开宣称：“国际学术界将会把这份报告撕得粉碎”。为了回应这些质疑，中西方学者相继进行了三次辩论，其中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夏朝是否存在。

中国学者在证明夏朝存在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观点：“既然《史记》中的商朝记载已经被考古证实，那么司马迁所论述的夏朝也应当具备信史的可靠性”。然而，西方学者却反驳道，史记中提到商朝开国的故事，例如“商的第一个王是由母亲踩到大鸟脚印后怀孕生下的”，这是错误的，实际记载应该是周朝的后稷才有如此神话般的起源，而夏朝的商契也是因为简狄吞鸟卵怀孕。此外，《史记》中的黄帝、尧、舜、禹等人物也拥有过于夸张的神话色彩，完全无法与历史事实对接。由此他们质疑，是否能够将这类记载当做信史来接受呢？

这种质疑显然有些过于苛刻了。诚然，史书中的某些内容，特别是关于神话和超自然现象的描述，难免与现代人对历史的理性认知相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因此否定整本《史记》的历史价值。对于西方一些学者过于挑剔和片面的观点，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动机值得深思。

西方学者的另一个观点是：周人可能编造了夏朝的历史！

《夏本纪》最初的文献来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司马迁将周代的史料进行了汇编，并系统化整理，最终完成了《史记》中的夏朝历史章节。如果《史记》本身不可信，那先秦时代的其他文献中同样记载了大量关于夏朝的内容。那么，西方学者如何看待这些史料呢？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周代的史料中记载的夏朝故事，极有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所编造的，因此不能完全信任。美国的汉学家夏含夷便公开表示，他对《尚书》和其他先秦文献中有关大禹和夏朝的记载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内容是后人所捏造的。

然而，从史料的角度来看，周人并没有编造夏朝历史的必要和动机。例如，《尚书·多士》这一章被考证为周代的官方文献，记载了周公旦与殷商贵族的对话，其中提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如果周公真有意编造夏朝的历史，那么他不可能在这么重要的文献中提及夏朝的灭亡，以及夏商交替的历史事实。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史料是《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其中记载，卫成公迁都至帝丘，梦见祖先康叔告诉他“夏后相把你给我的祭物夺走了”。于是他命令卫国祭祀夏后相，然而臣子宁武子指出，这与卫国的历史并无直接关系，认为没有必要祭祀夏后相。这一记载提到了夏朝第四位君主夏后相的历史，而对于夏后相和帝丘的遗址，考古学家也有重大发现。2005年，河南濮阳高城遗址的发掘证实了帝丘的位置，并且在遗址下层发现了多种文化遗存，证明了夏朝的存在。

再者，《清华简·厚父》中的记载提到：“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这一内容与禹治水、建立夏朝的历史事件高度契合。重要的是，这些简牍出土自楚国地区，而楚国作为周朝的敌对势力，一直与周天子处于对立状态。如果周人真的是编造了夏朝的历史，楚国又怎会保存这段历史并将其记载在简牍中呢？

总而言之，不仅先秦的众多史籍记录了夏朝的存在，许多当时的诸侯国，尤其是“不服周”的楚国，也有相应的历史记载。这些史料与考古发现表明，周人不可能编造出夏朝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若真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周人编造了夏朝，那么他们这么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难道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种论点显然缺乏合理性。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历史的文献记载是最为丰富和悠久的，且从未出现过凭空捏造或虚构历史的情况。既然如此，又怎能否定信史对夏朝的记载呢？西方学者常常将《荷马史诗》或《圣经》作为历史来研究，但却对中国悠久的历史记载持怀疑态度。这种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