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二年，时隔近七十年大明皇帝再次亲征蒙古。只是“应州之战”虽以明军获胜告终，但皇帝和数万将士仅斩首十六级。这让人咋舌的数据，是因为明军不能打，还是朝中文臣贪墨了皇帝的功劳呢？

首先，自永乐“忽兰忽失温之战”后，明军与蒙古作战的阵斩记录就很少。别说过千，超过三位数的都不多。

正德元年，达延汗入寇宣府与明军在牛心山、黑柳林一带激战。是役明军损失三千多人（亡2165、伤1156）并“失马六千五百余匹，掠去男妇畜产器械不可胜计”，而明军上报的斩获不足七十级。

正德六年，达延汗率军入寇河套被延绥总兵侯勋击退，战后报功的首级数只有六十四级。正德九年，达延汗连续入寇顺圣川、宁武关等地，杀游击将军张勋、守备田琦、守备指挥陈经等，直至被宣府总兵官白玉击退，此役没有首级上报记录。

注：正德朝的达延汗本名孛儿只斤·巴图孟克，于成化十五年继承汗位。因当时他只有五岁，也被明朝称呼为“小王子”，不过到应州之战时他都快当爷爷了。

正德十年，达延汗犯固原。正德十一年七月，犯蓟州白羊口（距京师不到百里），十月又至偏头关一带劫掠 …… 这几次由于明军防守得当，明朝损失不算大，但也没有斩首记录上报。

再往前弘治、成化两朝的情况也差不多。

弘治十八年，蒙古入寇大同地区，明军耗时四个月才将蒙古人逐出，战后报功斩首共九级。弘治十四年，保国公朱晖奉命征讨入寇延绥的蒙古部落，战后报功十二级。

成化六年的胡柴沟系列战，从正月到八月前后六战，首级数累计不到一百四十级。九月的波罗堡遭遇战更是惨胜，斩首十二级、自身损失1153人（亡476人）……

之所以会这样，明蒙双方各有原因。

明朝这边，由于卫所制的迅速荒废，明军的战斗力从永乐朝就开始下滑，比如明军大范围的逃军现象。正统朝土木堡的惨败更是明军孱弱战斗力的明证，虽然甩锅英宗可以挽回些颜面，但是遮掩不了明军在英宗亲征前的惨败，更遮掩不了土木堡之前明军集数万精锐防御瓦剌追击而全军覆灭的事实。

正是对自身能力的自知之明，让明军对蒙作战日趋保守，不战败背责成为主要目的。所以九边明军普遍性的收缩至坚固堡垒以固守为主，即便占据优势也会以稳妥为主，不去主动追击或者投入更多力量以扩大战果。

蒙古这边，自洪武朝后期北元名存实亡蒙古重归分裂后，蒙古诸部就普遍没了恢复祖宗基业的想法。他们南下的目的很现实 -- 劫掠人口财物。

这时候杀伤敌人就远没有保存自身重要了，毕竟一个地方难抢，还可以换个地方尝试。而命没了，就没得抢了。因此蒙古人充分利用起自身的机动优势，与明军接战只要意识到这波明军难啃，他们就会迅速放弃进攻并转移。

蒙古人的这个战术，明军很难破解。原因很简单明军是以步兵为主力，机动性上天然有劣势。从永乐朝蒙古人就利用这个优势对抗明军，成祖后几次大规模征讨蒙古，既不敢分兵扩大搜击效率也难觅战机，就是受限于蒙古人的机动优势。

除此之外，双方战斗时应用的战术也让明军即便是打赢了也难获首级。

明军在野外为对抗蒙古人的机动优势，常被迫摆出防守为主的方阵，而蒙古骑兵则以一定距离环绕这个方阵机动以寻找破阵的机会。这个交战过程中明军一旦被破阵，就很易形成溃败进而损失惨重。

反观明军即便射杀了蒙古人，也不敢（更不允许）出阵去获取首级。而蒙古人就算因难以破阵而主动撤围，通常也不会将阵亡者留给明军割脑袋（救回伤者或带回尸体，可向其家族索要酬劳）。

面对撤围的蒙古人，明军也只能干看着，既不敢追击也追不上。明军如果想大规模斩杀敌人，其实就一个方法 – 突袭。比如成化朝王越、汪直率亲率精骑奔袭威宁海（一战斩首437级），只是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综合以上因素，就不难理解为何明军斩首很少，而战损又远大于斩获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聊聊应州之战。首先，所谓的数十万人厮杀多日就是过度渲染，因为明朝这边的战略执行有问题。

明武宗最初制定的战略，是以大同为中心，西北到朔州、东北到阳和，布置一个口袋阵，试图把达延汗的部队诱入并围而歼之。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明军早已没了健全的指挥系统，各部队间的调度配合非常糟糕。

注：由于对军权的回收，从永乐朝开始，明军各军镇就互不统属，也没了跨军镇的指挥系统（除了皇帝）。

如萧滓统领的辽东兵不仅未能迅速合兵，其下属的王勋部反而被蒙古人包围，还需分兵去救援。所以应州之战时，明军未能如最初构想的那样实现合围，也未能完成主力集合，所谓的数十万大军对冲本就是不存在的。

除此之外，武宗也轻视了蒙古人的战斗力和机动优势，达延汗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围住的。五里寨、涧子村之战蒙古人都利用自身优势快速脱战，或迅速集结形成优势反包围明军。所以当达延汗意识到明军意图后，他就果断下令撤兵并轻松脱围了。围不住、也追不上的明军还怎么扩大战果呢？

至于说“应州之战”后小王子和蒙古几十年不敢犯边，那就是故意无视事实了。

“应州之战”后仅一个月，“虏入甘州甘峻等堡，都指挥王杲等守备不设，发充军，总兵官王勋以去任，夺俸三月”。检索下明实录和《殊域周咨录》，应州之战后蒙古人入寇的频率并没有降低。不仅年年南下，在正德和嘉靖两朝交替之际还发展出一个小高潮，几十个人就敢深入掠抢，“每入多不过数十人，少仅五七人，或经日不去”。

换句话说“应州之战”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明军未能实现原本的战略意图，双方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激烈战斗。因此明军斩首寥寥就是件正常的事情，明军自身伤亡也才615人（亡52人），也可以旁证战斗的规模和烈度，没有网上传说的那么大。

至于说朝廷文官集团因为皇帝妄图收回军权而故意抹黑武宗，就真的是为黑而黑了。

明朝本身的制度就不支持所谓的“文官集权”来执掌军权。为了安全明朝皇帝们早就把兵权给拆了，“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朝廷非但无权统兵，所谓的“出兵之令”也由于朝廷部司（包括内阁）没有决策权，让兵部沦为皇帝的传令机。

天顺朝曹吉祥的突然叛乱，众官员将领因得不到皇帝诏许，一时竟无法调兵平叛，让留学生险些再次沦为俘虏。即使到了皇朝末期，崇祯叫不动军镇武将，还叫不动统帅军队的文臣么？

袁崇焕、杨嗣昌、卢象升、孙传庭等人为啥能被崇祯逼入死路，不能像祖大寿那样抗命快活，不就是因为他们是文臣么？明武宗能大范围组织和调动九边明军以准备应州之战，也明示了大明的军权被皇帝牢牢掌控，哪来的皇帝跟朝廷争夺兵权一说。

文臣对此战确实不满，但不是不满皇帝亲率军队，而是“军功之滥，未有甚于此者”。

此战后共计56449人申请军功升赏，都超过参战人数了，后经兵部尚书王琼裁减后仍高达9555人。许多在京宦官、将领家属根本就没参战也在封赏之列，理由是参与后勤功劳不少，甚至直接就是“荫亲”。

嘉靖登基之初的一项政绩（其实是杨廷和的），就与此有直接关系，“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五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悻得官者大半皆斥去”，这也可旁证武宗的“军功之滥”。

除了滥封，封赏还极不公平。武宗身边的得宠宦官、豹房亲随占了封赏的大头。如太监张永、魏彬、张忠等无战功者也加禄米、荫锦衣卫千户；江彬升三级，荫子锦衣卫千户；钱宁、朱政等人也获封锦衣卫指挥使。作为对比，一线作战的总兵王勋、副总兵朱銮等仅升一级，赏银20两 ……

为了突破“天子不封爵”的传统，武宗甚至主动遗忘了他爹的赐名之恩，给自己改名为“朱寿”，好过一把军功封侯的瘾（自封为镇国公）。

面对以上战斗事实，再加上其后的荒诞不经，明朝文臣怎么好意思大书大贺“应州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