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风云逐渐演变为三国鼎立的最终阶段，魏、蜀、吴三国先后自立为帝。公元229年，江东的孙权终于不再满足于王位，正式称帝。提到孙权，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甚至曹操都曾感慨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刘备初次见到孙权时也对他印象深刻，甚至一度吓得想立刻逃离。从这两件事中，可以看出孙权不仅拥有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同时也令当时的英雄人物心生敬畏。然而，孙权称帝后所做的一件事，却引起了许多人的非议，那就是他追封父亲孙坚为帝，却仅封已故兄长孙策为“王”。这一举动一直让人感到不解。

要说孙坚虽勇猛无敌，却最初是袁术的部下。后来，孙策也曾依附过袁术。袁术本就不是一个有大志的领主，而孙策志向远大，最终脱离袁术的控制，带领着自己的一千部下，开始了属于他的征程。或许是因为当时其他诸侯多集中于中原，或是孙策个人英勇无敌，他迅速平定了江东大部分地区，声名鹊起，人称“小霸王”。那么问题来了，孙策才是江东的真正缔造者，按理说他应该被尊奉为帝，而为何继承家业的孙权，偏偏只是追封他为“王”？

孙权称帝后，追封父亲孙坚为帝本无可厚非，但仅将兄长孙策封为王，显得极为不合情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晋帝司马炎，在称帝后不仅追封父亲司马懿为帝，还把自己的大伯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一并追封为帝。而蜀汉方面，刘备虽然自立为“汉中王”，但并未追封父亲，后来刘禅称帝时，刘备的身份自然依旧是皇帝。三国之间的这些做法一比较，孙权不追封兄长孙策为帝的做法，显然带有个人私心。

至于孙权是否具有私心，这一点从他对待江东人才的态度也可窥见一斑。江东名将如周瑜、程普、黄盖，后来的吕蒙和陆逊等，虽然并非全是孙策亲自提拔，但无疑他们都是随孙策一起征战江山的老部下。孙权作为继位者，更多是一个“继承者”，而这些老臣们，无论是从感情还是私交上，都更敬重孙策。因为孙策才是他们真正的主人和英雄，而孙权则是在其兄的光环下继续执掌江东大权。

孙权在继承了兄长孙策的基业后，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他需要在这些旧臣面前树立起自己的威严，但又不得不依赖他们的支持。他在许多时候无法独立行事，更多是受制于孙策的遗影。直到周瑜、鲁肃、吕蒙等人先后去世，孙权才敢真正做出决策，掌握实权。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孙权甚至不惜冒险亲征，但却屡屡失败，尤其是在著名的“逍遥津之战”中，张辽的突袭让孙权的威信几乎崩塌。总的来说，孙权之所以亲自出征，除了军事战略的需要外，也有摆脱兄长阴影的个人动机。

然而，不追封孙策为帝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私心。首先，孙策的建立江东政权之后，将这一切交给了弟弟孙权，这本是“弟承兄业”。问题在于，孙权若依照这一模式接下来的继承人只能是孙朗，而这显然不符合孙权的长期规划。作为皇帝的孙权，显然不愿将未来的帝位交给他的小弟孙朗。为了使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继承帝位，孙权只好将孙策定为“王”，从而使得“弟承兄业”的模式得以顺利过渡，同时让孙朗的继承显得更为合理。

其次，孙策虽然有子孙绍，但若按“子承父业”来继承，江东本应由孙绍继位。但孙权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块江山。将孙策封为“王”，而不是帝，是为了保证未来能够继续由孙权的子孙继承皇位。若按“子承父业”原则，江东政权会在孙权去世后归还给孙绍，这显然与孙权的利益背道而驰。

其实从孙权的举动来看，虽然做法并不光彩，但对于皇位继承的考虑却十分清晰。与司马炎不同，孙权并没有那么幸运，司马炎之所以敢追封大伯司马师为帝，是因为司马师没有儿子，继承问题根本不成问题。而孙权在这方面面临更多的压力，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行为在《三国志》中被评价为“权有勾践之奇”，虽然这并非褒义，然而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孙权为自己子孙考虑的动机。

这一切背后，孙权的决策与考量，也让人不禁想起了“范蠡”对越王勾践的评价：“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享乐。”这句话正是对权力继承之道的深刻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