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8年的某个傍晚，一位神情焦急的贵族男子急匆匆从秦国的边境出发，来到魏国。他选择了一个看似普通的客栈打算稍作歇息，准备第二天继续赶路。客栈的老板瞥了一眼他，平静地问：“有身份证吗？”

这里的“身份证”其实是秦国实施的一种身份证明制度，源自商鞅的改革。商鞅推行的变法设立了一种叫“拍照帖”的凭证，类似于现代的身份证。凭证上不仅有个人的基本信息，还附有个人的画像。根据秦国的法律，外出旅行时，若入住任何客栈，都必须出示带有个人照片的身份证明，否则客栈老板就会面临处罚。

不巧的是，这位男子身上并没有带“拍照帖”，他无法满足入住条件，只得继续赶路。这位匆匆离去的男子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他亲自参与并推动了秦国的种种制度建设，然而，最终却因为自己推行的制度而遭遇尴尬，无法在魏国住上一晚。

商鞅在逃亡途中被秦军追捕，很快就被带回了咸阳。不久后，秦惠文王下令处死他，这位曾帮助秦国崛起的英雄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么，商鞅究竟做了什么错事，导致他不仅要逃亡，还被秦惠文王亲手处死呢？

要想弄清楚这一切，还得追溯到20多年前的事情。

商鞅原名魏央，早年是魏国王的宠妃所生，随着魏国的灭亡，他变成了魏国的俘虏，成为秦国的一员。关于商鞅的学识来源，有人认为他得到了鬼谷子的教导，也有说法认为他是从魏国的世子那里学到了才华。尽管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商鞅在魏国曾是魏国相公叔措的门下学生，并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治理国家的智慧。

年轻时的商鞅就展现了不凡的才干，魏国的宰相宫叔措多次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始终未获采纳。最终，由于在魏国得不到重用，商鞅决定前往咸阳，亲自找到秦孝公的亲信景简，请他安排一次与秦王的会面。

景简是当时许多士人瞧不起的太监，商鞅请求通过他来见秦孝公，这一行为有些自嘲，也正是这种姿态让许多人对商鞅产生了疑虑。彼时商鞅身无分文，且没有强大的人脉，因此他只能通过景简这个“看似不太起眼”的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令人意外的是，商鞅的请求竟然得到了批准。

第一次见面时，秦孝公对商鞅并不看好。接下来的几次会面，商鞅多次发表大道理的演讲，言辞过于抽象，让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对景简推荐商鞅感到失望，秦孝公甚至命令景简不要再带他来。然而，商鞅依然不放弃，他一次次请求，最终迎来了改变历史的第四次会面。

在这次会面中，商鞅不再空谈理论，而是直接切入了秦孝公最为关心的问题——如何强国富国。两人谈了几天几夜，秦孝公终于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不仅拥有深厚的学识，而且能带领秦国走向辉煌。于是，他决定委以重任，开始支持商鞅推行改革。

此后的历史发展我们都知晓了。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开始在秦国进行一系列深刻的政治改革，改革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县制，废除世卿制，军功制，以及土地制度。这些改革让秦国的官僚体系更加完善，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而军功制的实施也使得秦国的国库变得富饶，军队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的军队逐渐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大的“虎狼之师”，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此外，坐制的实施大幅度减少了秦国的犯罪率，同时也抑制了那些原本野蛮残酷的蛮族风气。通过这些改革，秦国不仅减少了内耗，还提升了对外作战的能力。然而，这些举措却直接侵犯了旧贵族的利益，最终为商鞅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商鞅的改革使得原本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宗室子孙感到不满，尤其是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普通百姓可以凭借功勋获得爵位，这让那些依靠家族背景、无所作为的贵族失去了往日的优越地位。因此，旧贵族和秦国的宗亲们对商鞅愈加愤怒，但由于秦孝公的庇护，他们又不敢公开反对。

商鞅变法后期，秦国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秦孝公的太子嬴驷违法，而商鞅严格按照法令，认为无论是谁，都应当受到应有的惩罚。可是，太子嬴驷毕竟是未来的君主，商鞅虽然下令严惩，但在执行时，不得不对太子违犯律法的行为作出处理。然而，他把责任推给了太子的叔父公子谦和老师公孙嘉。四年后，公子谦又犯了错，商鞅严厉处置，割去公子谦的鼻子。

公子谦和公孙嘉对商鞅的行为心生不满，而作为秦国王族的他们，对商鞅积怨已久。商鞅这一系列的举动让太子嬴驷及其支持者对商鞅恨之入骨，决定要以商鞅为敌。更糟糕的是，商鞅在秦孝公去世后，失去了唯一的庇护者。秦惠文王继位后，太子嬴驷立即向新君主诬告商鞅图谋叛乱，导致商鞅被捕，最终迎来死亡。

商鞅的封地离魏国非常近，理论上他应该能逃到魏国去。但令人意外的是，魏国对商鞅的逃亡并不理会，甚至将其拒之门外。这一方面是因为商鞅曾投奔秦国，另一方面，他曾在战争中重创魏军，使得魏国深恨商鞅。

总的来说，商鞅无疑是一个杰出的改革者，但他在为人处事上显得过于死板和刻板，缺乏足够的圆滑与变通，导致了他与许多人结下深仇，最终被自己制定的规则和敌人的力量所吞噬。这也提醒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除了强大的工作能力外，适当的圆滑与妥协同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