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对林遮峪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段约140米长的石城墙，经测定，该城墙的始建年代可追溯到龙山文化早期。该遗址的结构特征与陕西的石峁古城极为相似，尽管城墙的防御功能在龙山晚期被废弃，但这一城池的聚落依然延续到了殷商时期。

1. 石峁式古城的发现，意味着什么？

林遮峪遗址位于黄河附近，与陕西的石峁古城隔河相望，二者的直线距离不到65公里。虽然林遮峪的面积为40万平方米，远小于石峁的425万平方米，但其建造时间早于石峁（龙山文化中晚期）。这意味着，林遮峪可能是石峁的早期形态，填补了中华文明多地起源、互通互补、交错发展的历史空白。

接下来，我们将对华夏上古时代的几大超大型城址按时间顺序进行梳理。

1.1 良渚（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

我国已知最早的史前城市遗址是位于浙江的良渚遗址，年代追溯至5300年前。因其具备了早期城市文明的诸多特征，良渚常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1.2 陶寺（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

在良渚逐渐衰落的时期，位于北方的山西陶寺开始崛起，成为龙山文化时期最大规模的中心聚落。陶寺遗址中出土的玉器、鼍鼓、彩绘陶器等，均显现出强烈的良渚文化影响，学界对此有两种推测：一是陶寺上层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文化交流；二是陶寺本身便是良渚西迁的结果。

1.3 石峁（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600年）

在龙山文化后期，陶寺的兴盛突然停滞，取而代之的是更偏北方的陕西石峁的崛起。陶寺和石峁曾有一段时间共存，但总体上是石峁的兴起导致陶寺的衰退。陶寺原本以无鬲为特征，但突然出现了大量双鋬陶鬲的陶器。此外，陶寺考古学家发现了毁墓、暴力屠杀及摧残女性的遗迹，推测陶寺的衰落与战争有关，且入侵者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

1.4 二里头（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

继龙山文化后，河南的二里头兴起，中华文明进入了夏纪年阶段。二里头出土的铜鼎象征着二里头文化达到了极高的文明层次，且其形成与史书记载中的夏朝建立有着一致的契合。

2. 出现国家文明的判定标准是什么？

2.1 西方的标准

西方学界通常将文字和冶金技术作为文明的判定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夏朝（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是商朝）才是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夏朝的文字，西方学者描述夏朝时仍然称其为“传说中的夏朝”等较为谨慎的表述。然而，依照西方标准来评判华夏文明并不完全合适。毕竟人类文明的发展既有普遍性，也有区域性的独特性，强行套用西方标准，只会陷入自我质疑的困境。

良渚遗址的多项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夏朝之前的一千多年，我国就已具备了文明特征。良渚、陶寺和石峁遗址不仅展现了贫富差距、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还体现了农业、手工业的兴盛，以及因掠夺财富而爆发的战争。陶寺遗址中的人骨检测结果甚至表明，古城的建设需要外地人前来劳作。

2.2 中国应有自己的评判标准

显然，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依托大型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居民的构成不再仅仅基于血缘或氏族关系，人口来源的多元化以及阶层分化的出现，意味着已经出现了一个威权的国家体制。即便按西方的文字和冶金标准来看，陶寺和石峁等遗址依旧难以被认定为国家文明的代表，这与考古发现的事实相悖。

3. 夏朝之前是什么朝代？

在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中，有一句话提到：“禹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然而，事实上，战国之前的史书记载显示，夏朝并非我国第一个王朝。

3.1 虞朝

《国语》记载：“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左传》则称：“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吕氏春秋》也提到：“今虞、夏、殷、周无存者。”虞朝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就已存在，且其文明体制和后来的夏朝有所不同。虞朝的统治权来自多个方国，处于从方国统治到共主制度过渡的阶段。

3.2 舜的贡献

尧是陶唐氏国君（山西陶寺遗址可能是尧都，但尚未最终定性），而舜则继承了有虞氏的国君身份。尧将共主之位传给了舜，而非唐国君位。在尧的政权建设过程中，虽有一些方国领袖成为尧的臣子，但并未分职。舜承继共主之位后，设立了司空、司徒等职务，并实施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划分了十二州，设立十二牧。舜重用禹治理水利，最终使得夏后氏取代有虞氏，成为新的共主，标志着家天下的夏朝开始形成。

4. 虞朝与古希腊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但古希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雅典、斯巴达、迈锡尼等多个城邦组成。古希腊的文明特征与唐虞时期的方国文明非常相似，既然前者能够被视为文明，那么唐虞时期的政权结构为何不应视为一种历史上的朝代呢？良渚、陶寺、石峁等遗址的交替兴盛，与古史记载中的先夏时期尧舜禹的权力交接吻合，而山西林遮峪石峁式古城的发现，也进一步佐证了上古文明从聚落、城邦到方国，再到统一王朝的历史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