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上海的一些老朋友又给你写信了，让你去那边休息一段时间，你怎么看？”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子推开书房的门，温柔地问道。

“老陈”放下了手中的书，轻咳一声，捂住胸口，抬头看着她，笑着说道：“他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现在工作太忙，实在没办法抽身啊。”

女子有些心疼地嘟囔：“你又拿工作做借口，我看他们这次是真的急了，已经上报给上级了，看你还能怎么推脱。”她边说边走到老陈身后，轻轻按摩着他的肩膀。

“老陈”，正是开国大将陈赓，女子是他的妻子傅涯。那时，陈赓大将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的一些老朋友和部下写信请求他去上海休养，因此就有了这一段对话。

果然，正如傅涯所预料的那样，得知陈赓依然推辞治疗，老部下们纷纷上报给上级，领导也开始关注陈赓的健康状况，迅速指示他暂停工作，前往上海调养。

1961年1月，北京寒风刺骨，而上海相对温暖，加上上海的医疗条件相对先进，组织和陈赓的老部下们都希望他能够在上海得到良好的休养。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趟休养，竟成了陈赓与北京的永别。

其实，陈赓大将在1957年和1960年就曾两次发生心肌梗塞，虽然经过及时抢救，但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再加上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陈赓常常感到胸口剧痛，气喘吁吁，如果再不休息，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过多次思量，陈赓最终决定听从组织的安排，在整理完手头的工作后，南下上海住进了一个招待所。那时，上海的第一书记是陈丕显，曾担任过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的政委，和陈赓有着深厚的感情。陈丕显特别嘱咐，要为陈赓提供更高标准的饮食，每顿饭都要有肉。然而，陈赓每次吃饭时，总会将肉挑出来，转交给需要的同志。有一次，陈赓眼角含泪，缓缓说道：“现在国家困难，老百姓的温饱都难以解决，许多在一线的同志营养不良，我这样无功之人，怎么能吃得下肉呢？”

陈赓认为，自己已经给组织添了麻烦，实在不愿再因生活上的照顾而给组织增加负担。多年后，傅涯回忆道：“陈赓做事很有原则，大事清楚，小事却常装糊涂。他身体不好，工作繁重，吃得也不怎么样，脸色看起来常常发黄、发青。”

除了饮食问题，陈赓到上海后还发生了三件事情，最终导致他的病情加重。

第一件事发生在陈赓刚到上海几天后。很多干部知道陈赓来了，纷纷想去看望他。由于身体原因，医生建议他尽量少说话，但陈赓性格宽厚，不忍拒绝这些领导的好意，每当有客人来，他总是强打精神接待。傅涯心疼陈赓，便偷偷拒绝了一些访客的请求，然而外界却开始传出一些流言，说陈赓升官了，架子大了。当这些话传到陈赓耳中，他一方面埋怨傅涯未事先商量，另一方面又让人去请那些干部，最终导致他承担了更多的社交负担，身体也因此更加吃力。

第二件事是关于傅涯的。当陈赓决定前往上海休养时，傅涯感到自己不能离开，因此向组织提出申请，想要陪同陈赓一起去。陈赓对此坚决反对，他说：“现在国家正处于关键时期，许多工作急需人手，我四肢健全，你跟着做什么？你应该安心在北京工作。”傅涯虽然心里不舍，但依旧决定支持陈赓，坚决要求一同前往。最终，中组部安排傅涯到上海市委工作。陈赓见状，不再多说。

两人到上海后，傅涯全心全意照顾陈赓的起居，希望他能够早日恢复。然而，陈赓为了让傅涯也能参与到更多的工作中，绕过她，亲自给陈丕显打电话，说：“丕显，我一辈子都在工作，组织让我放下工作来上海养病，我心里很不安。如果你真是为了我好，就安排一些工作给傅涯，让她也能为人民做点事情。”于是，陈丕显不得不按陈赓的意思，为傅涯安排了一些工作。工作量增加后，傅涯的精力分散，虽然她依旧用心照顾陈赓，但由于分心，她并未能及时掌握陈赓身体的变化。直到陈赓去世后，傅涯才意识到自己未能及时发现问题，深感懊悔。

第三件事则可以说是导致陈赓病情急剧恶化的关键，而这本可以避免。事情发生在陈赓离京后不久，组织要求军中的高级将领根据自己的战斗经历，写一篇总结，用来教育年轻军官。作为大将，陈赓本应写一篇，然而由于身体原因，组织并未通知他。然而，上海的一些将领在与陈赓的闲聊中无意间提起了此事。陈赓听后，决定写信向组织申请，要求自己也能参与写作。组织了解陈赓的性格，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但规定了条件：必须在轻松的环境下口述，由他人代为书写。

刚开始，陈赓确实按规定口述，由秘书代笔。然而，初稿完成后，陈赓不满意，决定偷偷修改。他没有告诉医生和家人，亲自拿起笔修改作战总结。由于作战总结内容庞大复杂，需要详细叙述每个环节，陈赓修改时非常专注，经常工作到深夜，身体的疲劳和压力让他的病情急剧恶化。

1961年3月15日下午，陈赓忽然感到呼吸困难，胸口剧痛。由于他之前也有类似的症状，并且曾自行缓解过，他未能及时告知医务人员，也没向傅涯透露。3月16日凌晨，陈赓突发心脏病，医生紧急赶到抢救，最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当天，陈赓大将永远离开了人世，享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