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蒋军在全面进攻受挫之后调整了战略，决定将重点进攻转向山东和陕北。这时，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人数仅有两万多人，虽然是保卫延安的主要力量，但急需有人来统领这支部队，与胡宗南的三十万大军展开较量。

西北野战兵团的部队，从历史渊源来说，主要来源于红二方面军以及八路军120师，这些部队的背后基本上是贺龙的指挥下培养出来的。可以说，由贺龙来担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但实际上，主席却决定让彭德怀承担起这个重任。

自1943年从华北前线调回延安后，彭德怀便没有再直接参与一线指挥。解放战争初期，他的职务是副总司令，并兼任总参谋长，成为了坐镇指挥的大人物。当陕北陷入危机，主席选择由彭德怀而非贺龙来指挥西北部队，这其中有其深刻的道理。

抗战时期，由红二方面军改编而来的八路军120师曾开辟了晋绥根据地，成为了陕甘宁边区的屏障。由于此原因，120师和晋绥军区的部队在抗战胜利时并未得到过多发展，其地盘和军队数量相较于其他根据地少得多。而贺龙在抗战后期的职务是陕甘宁和晋绥地区联防军司令员，主要任务是稳固和发展晋绥地区的防线，因此他没有及时回到延安。当胡宗南开始进攻陕北时，急调贺龙来支援显然不切实际。

军队中存在“山头”现象是无法忽视的，贺龙带出的部队自然更加听从他的指挥，若换成其他人来接管，可能会出现不配合的情况，除非那个人在军中有比贺龙更高的威望。正因如此，彭德怀成为当时最适合带领西北部队的人选，无论是从职务、威望，还是指挥大规模作战的能力来看，彭总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晋绥野战军下辖三个纵队，这些部队都是贺龙带出来的。在最紧要的时刻，1纵因为数次攻打榆林未果，刚刚撤到安全区域，彭德怀的电话就立刻打了过来，一顿怒斥，让1纵政委廖汉生也忍不住发火，回应道：“我让你好好看看贺龙的部队是什么样！”

1纵面对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西北的物资匮乏，弹药不充足，补给困难，攻不下榆林无可厚非。榆林四周全是沙漠，粮草补给困难，战斗打不下来也是在情理之中。然而，彭总的严厉批评却让部队的情绪达到了沸点，尤其是贺龙与1纵的关系更让这一矛盾显得尤为复杂。

几个月后，1纵奉命攻打耙子山，长时间攻不下，甚至牺牲了一名团长。面对这种情况，彭总再次拨通了电话，怒斥“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给我攻下来！”这一番怒火直接点燃了1纵司令员贺炳炎的怒气，他回击道：“攻不下！伤亡惨重！”并摔下了电话。

贺炳炎的脾气火爆，在军中也是出了名的，敢摔彭总的电话，恐怕也只有他了。然而，最终，1纵在艰难的条件下还是攻下了耙子山，但这场胜利并没有让所有人心情好转。

1纵与彭总的矛盾在西北野战军中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贺龙远在晋绥的总部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决定亲自出面调解这一矛盾。1948年5月底，在西北野战军土基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贺龙亲自出席了此次会议。

西府陇东战役的失败为这场会议增添了浓厚的紧张气氛。西府战役一开始的胜利逐渐转为失败，6纵在屯字镇险些全军覆没，而1纵由于错失了战机，差点酿成更大的灾难。

在土基会议上，彭总继续批评1纵和4纵的表现，尤其是1纵，他再次毫不留情地指出问题。面对彭总的严厉批评，1纵的领导们终于忍无可忍，公开顶撞了彭总。廖汉生直接反驳：“既然你不信任我们，那干脆直接指挥我们所有的团好了！”贺炳炎也表示：“你骂我们没关系，但我们做到的事，难道就没有一点功劳吗？”

贺龙见到这种场面，立即站了出来，严厉批评了廖汉生和贺炳炎：“你们还敢顶嘴吗？你们都成什么样子了？”这番话让两人彻底清醒过来。会后，贺龙将两人单独留下，严肃地要求他们向彭总道歉，并表示必须无条件服从彭总的指挥。

廖汉生和贺炳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主动去找彭总道歉。彭总虽依旧铁面无私，但他也对两人直率的性格表示欣赏，并且自己也做了反思。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得以化解，西北野战军上下团结一心。

回顾西北解放战争的历史时，虽然许多人常常提到彭总和西北野战军，但贺龙在其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无论是全力支援前方的物资，还是促进军队的团结，贺龙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彭总也深知这一点，始终心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