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主席突然做出一项引人注目的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同时对调。

这一举动，无疑是毛泽东主席深思熟虑后的重大决策，其核心考量在于防止高级将领在一个地区长期任职，形成固定的地方势力，从而确保中央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搞成油子了。”此举旨在打破旧有格局，促进军队领导班子的新陈代谢和清廉作风。

此次参与对调的八位司令员，他们的任职时间长短不一，也侧面反映了他们各自的资历和影响力：

• 许世友：自1955年起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至对调时已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整整18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军区司令之一。
• 杨得志：情况与许世友类似，1955年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也在该军区任职长达18年。
• 韩先楚：于1957年接替叶飞出任福州军区司令员，至对调时在福州军区工作了16年。
• 陈锡联：1959年接替邓华出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已在沈阳军区任职14年。

相较于上述四位资深将领，其余四位司令员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的时间则相对较短：

• 曾思玉：1967年接替陈再道出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在武汉军区任职6年。
• 皮定均：1969年接替张达志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在兰州军区任职4年。
• 丁盛：1970年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在该职位上仅任职3年。
• 李德生：1971年接替郑维山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仅两年多时间。

在这次大规模对调中，李德生的情况显得尤为特殊。

按照毛主席“一人一地不宜久任”的原则，李德生在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任职时间最短，按理说并不在必须对调之列。然而，毛主席却坚持将他纳入对调名单，将其从北京军区调往沈阳军区。这背后，并非仅仅出于常规的干部轮换，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李德生。

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李德生早期的资历相对而言并不突出，例如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仅担任志愿军第十二军副军长，在功勋累累的将帅中并不算突出。1952年，上甘岭战役打响，战局异常惨烈。第15军的主力第45师在连续作战后伤亡惨重，战斗力急剧下滑，而其他两个师在平康河谷承担要地防御，难以抽调。

关键时刻，12军临危受命，火速北上驰援上甘岭。李德生担任前线总指挥，顶住了敌人的连续反扑，与美军展开激烈拉锯。最终，志愿军取得胜利，巩固了战线。虽然由于宣传侧重点的不同，12军在后来的报道中并未像15军那样广为人知，但秦基伟等指挥官都对12军在关键时刻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

回国后，李德生历任第12军军长、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他在“文革”初期负责“三支两军”工作，并在安徽成功制止了严重的武斗，表现出的政治敏感性与组织能力，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1970年前后，李德生被调入北京，先后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随后，他又被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位列正国级领导。此时的他，正处于仕途高峰。

然而，高处不胜寒。在“文革”后期，“四人帮”正在极力拉拢党政军中的关键人物，以便为自己将来的权力继承铺路。李德生身居高位，自然成为他们觊觎的对象。

但李德生与“四人帮”在理念上南辕北辙。他坚守老干部的政治传统，对“四人帮”的种种极端行径心怀抵触。在无法招降的情况下，“四人帮”开始设计排挤、诋毁他，甚至捏造罪名，企图将其从权力核心踢出。

毛主席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为了将李德生“战略转移”，避免其在北京遭遇更大政治风险，便决定借八大军区对调之机，让他暂离政治漩涡中心，前往沈阳任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是“调离”，李德生的待遇却极不寻常。他从北京启程赴任时，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亲自为其饯行。在军队高级将领中，享此规格者凤毛麟角。

更令人瞩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亲自陪同李德生一同前往沈阳。这种规格，在本次对调的八位司令员中是独一无二的。

相比之下，其他司令员的赴任仪式虽然也很正式，但远不及李德生。例如许世友赴广州时，仅由副司令肖永银陪同；韩先楚调往兰州时，是由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接待。

这些细节从侧面反映出，李德生虽然被“调离”，却并非失宠，反而是毛主席在用一种特别方式对其进行保护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