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可谓是充满了辛酸与坎坷，许多人认为他去世时获得了解脱，但很少有人知道，即便在他死后，依然发生了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这段故事充满了悲剧和无奈，让人不禁为他默哀。

公元1100年，赵佶继位为大宋皇帝，实施大赦，苏轼也被赦免，获得了正七品朝奉郎的职务。虽然官职不大，但苏轼终于可以回京安享晚年了。然而，长年的流放生活已经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还未到达京城开封时，65岁的苏轼便因病在江苏常州去世了。或许可以说，苏轼此时去世是某种程度上的幸运，因为如果他活到之后，宋廷发生的一系列变故无疑会让他痛苦不堪。

一年后，宋徽宗赵佶在蔡京的辅佐下开始实施新政。进行改革的必然后果就是要排除那些旧党势力，朝廷上曾与改革派作对的众多大臣纷纷遭到清算。蔡京列出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苏轼、黄庭坚等120位人头，宋徽宗亲自签字，命令将这些人定罪，并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立在端礼门外，公之于众，宣称他们是改革的障碍和“坏人”。据《宋史·蔡京传》记载，宋徽宗还特意下令，将这些“坏人”中还活着的，或关押、或贬谪到偏远地区。

这场“扬恶”的行动并未就此结束，宋徽宗下令焚毁苏轼、黄庭坚的书法、绘画、诗文等作品，甚至要求严查百姓家中是否藏有这些作品，一经发现便要焚烧。不仅如此，藏匿不报者甚至会被以“大不敬”罪名抓捕。一时间，京城乱作一团，各地官员纷纷前往百姓家中搜查，将苏轼的作品一一缴获，投入专门设置的火堆中焚烧。有些官员甚至借机捞取私利，私下收缴苏轼的作品，等待时机高价转卖。

在徐州的护城河旁，有一块由苏轼亲手书写的石碑，记载了他关于治理黄河水灾的见解，按照蔡京的命令，这块碑也要被摧毁。然而，徐州太守因心有不忍，指示将这块石碑投进护城河里。后来，徐州的官员苗仲先上任，他在夜间悄悄将石碑打捞出来，并拓印了几千份，次日仍表现得如同铁面无私，在公开场合将石碑砸烂。结果，他借此机会发财，拓片变得极为珍贵，成为了他获得财富的途径。

苏轼的书画和诗文，代表了北宋文化的精髓，然而这场对他作品的“围剿”，给北宋文化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也是为何我们如今很难见到苏轼的真迹。经过这场运动，苏轼的许多作品几乎都被毁掉了，甚至一些名篇也没能幸免。即使在他去世多年后，他的身影依然无法从历史中抹去。

当北宋政权陷入衰败，金国的虎狼之师已准备好南侵了。公元1127年初，金军攻破开封，俘虏了徽宗、钦宗以及成千上万的官员和百姓，北宋的统治宣告终结。随着金兵进入北宋的疆域，金国试图以新的方式管理中原，但这种统治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北宋遗民依然对赵家的皇帝心怀忠诚，对于金国的统治心生抵触。因此，金太宗决定采取一些怀柔政策来稳固局势。

金太宗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翻到了一本苏轼的诗集，读后非常欣喜。原来，苏轼在辽、金等政权中同样声名远扬，不仅在北宋百姓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金国的皇帝和百姓也都喜爱苏轼的诗文和书画。金太宗意识到，既然苏轼在北宋人民心目中具有如此高的地位，为何不利用这一点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呢？于是，他命令大规模印刷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和书法，宣扬他们作为忠臣的事迹，同时向百姓宣称，金国灭宋是为了替苏轼等忠良之士复仇。金太宗希望借此改变人民的心态，让百姓认为金国的征战是为了天命，而非单纯的侵略。

这一举措的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虽然金国以战争之名征伐南宋，但通过宣扬苏轼、黄庭坚等文人的忠诚与才华，金国成功地获得了宋人民的好感，许多人开始视金国为替天行道的政权。金太宗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稳定了占领区的局势。

然而，金国的贪欲并未就此止步，金太宗仍然计划南下，欲夺取南宋的都城临安。为了为自己的征伐找个正当理由，金太宗再次利用苏轼和黄庭坚，开始制造舆论，宣称为了为苏轼等人复仇，必须攻打南宋，扫除“妖孽”。

赵构面对金军的南下，焦虑不安，决定采取一项“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策略。他决定给苏轼昭雪，为金国的攻南找个借口。为此，赵构命令宫廷画师马和之创作一幅山水画，题材是苏轼的名作《后赤壁赋》，并亲自书写了《后赤壁赋》的全文。画与诗结合，展现了苏轼作品的深远意境。此举一经推出，引起了朝堂内外的轰动，百官和百姓纷纷议论，纷纷猜测是否要为苏轼平反。

赵构看到如此反响，决定继续推动他的计划，最终在宋廷宣布追赠苏轼“文忠公”谥号，追授“太师”官职，同时公布并传扬苏轼的诗文。这一举措迅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形成了“苏轼热”。然而，赵构的初衷并非纯粹为苏轼伸冤，而是为了借此阻止金兵的南下。

在这一过程中，苏轼的冤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昭雪，但这种“昭雪”却是通过敌国的帮助实现的。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视为一种讽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