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的某一天，中央专门找到了当时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宋任穷同志，向他传达了一个决定：拟由他出任东北局的第一书记，并征询他的意见。

过去，宋任穷对于组织上的安排总是顺从和接受，但这一次，他却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表达了自己不愿接任此职务的想法，并请求中央重新考虑这个决定。

工作人员回应称，实际上这一任命已经基本确定，希望他能够服从安排。然而，宋任穷依然不愿放弃，他决定直接找邓小平同志反映自己的立场：“我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但这次我真心希望能够继续留在原子弹的工作岗位上，帮助完成这一任务，避免去东北。”

邓小平听后笑了笑，并对他说：“国家目前正面临极度困难的局面，东北那边的建设任务艰巨，必须派一位有能力的同志去主持大局，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劝宋任穷不要再坚持，尽量接受这个安排。

面对邓小平的劝说，宋任穷感到无法再提出异议，但心中依然有着难以消解的遗憾。临别时，他还对小平同志说：“既然去东北，我最后一个请求是，如果有任何关于原子弹试验的消息，请一定第一时间告知我。”

实际上，宋任穷此时的职位是二机部部长，中央将他派往东北局，可以看作是给予他极大的重用，甚至是主政一方的机会。然而，他为何如此执意拒绝这一安排？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对原子弹研究的深厚情感与责任心。

1956年，宋任穷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时，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一天，中央举行完一场重要会议后，大家在一起休息时，周总理感叹道：“各行各业人才匮乏，当前的建设任务异常艰巨，必须从军队中挑选一些同志出来，增强地方建设力量。”

宋任穷立即表示：“我穿着上将的军服感觉很不自在，如果地方工作需要我，我一定会义不容辞。”他说这话时，语气中带着谦虚，“但我没有太多文化，担心自己做不好。”

周总理听后笑了笑，告诉他中央已开始考虑为他安排新职务。宋任穷不禁好奇地问道：“总理，您打算给我安排什么工作？”

周总理答道：“可能是去负责地质工作，或者参与原子弹的研发工作，具体还需要毛主席的决定。”

听到这番话，宋任穷感到一股强大的动力涌上心头，无论哪个岗位，对他来说，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终，中央决定让宋任穷出任负责原子弹研制的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接下来的日子里，宋任穷迅速投入工作，四处奔走，中国科学院、地质部、建工部等多个单位都成为他寻找人才的地方。

他深知，要想实现原子弹的成功研发，离不开一支强大的科研队伍。为了这个目标，他广泛吸纳了邓稼先、钱三强、李四光等众多顶级科学家，不久后，二机部的原子核能研究工作就迅速步入正轨。

1959年，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撕毁了合作协议，大量专家撤回了苏联。一些离开的专家曾声言，若没有苏联专家，中国的原子弹研发将无从下手。

然而，宋任穷并没有因此动摇。他坚定地对中央说：“外国人能搞的事，我们同样能够做到，我们不依赖这些专家，我们自己也能研发出原子弹。”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宋任穷与广大科学家并肩作战，投入到原子能事业的攻坚克难之中。他和科学家们日夜奋战，确保了中国的原子弹研究在失去苏联专家的帮助后依然有序推进，并且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因此，当中央决定将他调往东北时，宋任穷并不愿意轻易离开。数年来，他一直全身心投入到原子能事业中，深深爱上了这项工作，也舍不得与自己并肩作战的科学家们。即便调往东北意味着更大的工作舞台，宋任穷仍然不愿意放弃他正在进行的事业，他希望能继续坚持，直到中国的原子弹成功爆炸。这便是他在开头拒绝去东北的根本原因。

1964年10月16日，远在东北的宋任穷通过收音机得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激动的泪水瞬间涌上了眼眶，止也止不住。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在二机部工作了四年多，为了原子弹事业付出了无数努力，现在，原子弹按计划提前三年爆炸，我没有任何遗憾，心中满是骄傲。”